湖北千湖之美可期 “游渔部落”告别洪湖(组图)

　　武汉东湖一角 程敏摄

　　江汉平原，古有“云梦薮泽”之说。古云梦泽经淤积、迁移、分割和解体，形成星罗棋布的“江汉湖群”。这一平原湖区，西起枝江百里洲、东抵黄梅小池口、北至钟祥碾盘山、南接洞庭湖，自西向东横跨湖北12个市，涉湖区域总面积4.46万平方公里。“千湖之省”在近现代叫响。据《湖北省湖泊志》记载，上世纪50年代，湖北省水面面积100亩以上湖泊有1332个。

　　湖北，因湖而名，依湖而生，与湖同兴。

　　一部荆楚大地发展史，从某种层面讲，就是一部湖泊开发史，也是一部人湖“恩怨”录。千湖之便，造就富饶，也裹着血泪。从先秦时期作为帝王将相狩猎场的“古云梦泽”，到宋明时期围垦开荒成就“湖广熟、天下足”美名；从一度违背自然规律大量围湖造田、填湖建城，到如今谋求人与自然和谐而人退湖进、护湖治湖……折射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2016年，长江中下游再发流域性“98+”大洪水，湖北平原湖区险象环生，再现“人抢水的窝、水冲人的家”的历史拉锯战，也再度敲响护湖治湖警钟。

　　今天，站在历史长河上，可以更加清晰和客观地增强“绿色发展”自觉：保护湖泊、修复湖区生态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的基业之一，建立在大湖区格局上的经济升级转型同样是未来发展的新生动能所在，吟诵好水乡故事也将丰富我们记忆中的乡愁。

　　十多年来，湖北大力兴湖，并形成一些对护湖治湖有标本价值的探索。在走绿色发展道路已成为全民共同意愿的大背景下，尽管一个个矛盾、障碍和困难仍然摆在面前，但破解之道在逐渐生效，创新之举正不断涌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以湖泊为“发展底色”之一的“千湖之省”，千湖之美可期、千湖之利有望。

　　武警水电第七支队的战士在牛山湖坝上进行破垸前的准备工作 肖艺九摄

　　“人抢水的窝、水冲人的家”终结战

　　湖北斧头湖管理局副局长杨振虎没想到，真挨了处分，还来得这么快。

　　2016年10月16日，主持管理局工作的杨振虎陪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在斧头湖围堤上。他指着湖中的养殖围网围栏告诉记者，公告贴出去了，拆围最后期限是2017年2月28日。虽有不小难度，但他有信心完成。

　　一个月后的11月24日，一纸“追责令”下达。湖北省纪检监察部门对斧头湖拆围负有直接责任的湖北省农业厅党组成员、省水产局局长李胜强免职，杨振虎行政记过。

　　缘由是，湖北省环委会下达的养殖围网拆除期限是2016年5月30日，斧头湖未按时完成。

　　“省委省政府在治湖上动了真格。”杨振虎说。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湖北因为湖泊治理被问责的干部100人左右，其中武汉市2013年因填湖追责39名干部，包括3名局级干部和16名处级干部。

　　“湖泊保护治理与干部守纪履职相结合，监督的威力日益显现。”武汉市湖泊局副局长祝九胜说。

　　一位被问责的干部坦言，他们与湖泊的纠葛，实际上是在为过去过度开发湖泊的行为买单。

　　而人与湖的“恩怨”，远不止于行政追责。

　　湖北洪湖湿地 程敏摄

　　人湖恩怨录

　　2016年汛期，舆论再度热炒的武汉南湖“看海”之问，便是人与湖在当下最典型的“正面冲突”。

　　气象数据显示，2016年6月30日至7月6日，武汉累计降雨量560.5毫米，突破武汉自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的最大值。短时强降水导致城市内涝，南湖新城的一些小区在几米深渍水中浸泡多日甚至上十日，一幢幢楼房俨然“长”在湖泊中。

　　人占水窝，水淹人家。“百湖之市”的武汉依水而生，与水缠斗历史悠久。不断扩张的城区和市政建设，让原先水网密布的天然湖区处处“人为设障”。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武汉市政府2005年南湖新城规划图中了解到，南湖新城渍水最严重的金地格林小城沿线，曾经规划的是一条生态景观河道；内涝严重的武昌府等多个大型小区，也曾规划为南湖新城中心公园。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2016年初市两会上公开表示，南湖是最典型的“先开发、再污染、再治理”例子，规划部门要好好总结城市规划的教训。

　　欠下的账，在洪水面前，要一一偿还。

　　2016年主汛期最紧张的一个月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驻守湖北省防办看到，接连暴雨之下，河流告急、堤防告急，而险情最多、牵扯人力物力最多的，却是湖泊。江汉平原曾经的湖区连片汪洋，仿佛重回古时云梦泽。

　　湖北有“千湖之省”之称。“1950年第一次统计，全省湖泊1332个。”湖北省湖泊局专职副局长熊春茂说，“如今是755个，减少近半。”

　　据地质学家的研究，“九曲回肠”的荆江冲积形成广阔的三角洲地貌，加之地壳下沉影响，使得湖北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成为水网密布之地。而汉江蜿蜒，又加剧了这一地质特点。

　　先秦以前，今天的江汉平原即为“云梦泽”，东西400公里以上，南北不下250公里。后来，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不断沉积，云梦泽范围逐渐减少。东汉末年，赤壁大战后曹操败走的华容道，就在今天的荆州市监利县境内，但当时就已不复烟波浩渺，而是泥泞沼泽。

　　江、汉两河冲积形成肥沃土地，成就江汉平原“鱼米之乡”美誉。而农耕富庶的同时，与水患搏斗亦成为荆楚绵延不断的历史。江汉平原民间至今还流传的“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一年若要收，狗都不吃糯米粥”，说的就是水患频繁、破坏力大，而一旦没有水患，则五谷丰登、人畜足食。

　　“彼时，水患主要是来自于长江和汉江的洪水威胁，湖泊是天然的调蓄‘水库’，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威胁。但那时水利建设稀少，人类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弱。”熊春茂说，随着围垦造田和人类活动增多，云梦泽一直处于缩减状态。

　　据记载，江汉平原围垦最早始于春秋时期。东晋年间(公元345年前后)，为保护已开垦的土地不被洪水淹没，在今天的江陵县城南开始修筑堤防。到南朝时期(公元500年前后)，洲滩围垦日多，云梦泽水面锐减近半。南宋时期，淮河秦岭以北被金国占领，大量难民涌至南方，不断修筑堤垸围垦湿地，加上大规模军事屯田，云梦泽已无迹可寻，取而代之的是垸堤蜿蜒、阡陌纵横。

　　明初以后，长江中游官民大兴堤垸。“湖广熟，天下足”，靠着好年景的收成，湖北在中国的经济地位迅速飙升。

　　围垦开发带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破坏了自古以来河道湖泊蓄泄洪水的天然形势，导致近代以来水灾频发。

　　1931年大洪水，武汉沦为泽国，40万人受灾，3619人死亡。1932年，武汉修建三孔闸，聘请美国人担任总工，用英国造的闸门，3年半建成。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提出挡、排、蓄“三字经”，即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1952年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4年在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中三次开闸分洪，举世闻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奇缺。作为“天下粮仓”的江汉平原掀起新一轮围湖造田潮，天然湖泊的面积、数量锐减。“人抢水的窝、水冲人的家”拉锯战，旷日持久。

　　1998年长江全流域大洪水，波及29个省市，受灾人口2.23亿，死亡3004人，农作物受灾0.21亿公顷，倒塌房屋49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666亿元。

　　此后，中国掀起大规模防洪建设。从长江干堤的“隐蔽工程”到分蓄洪区建设；从三峡水库等水库群建设到水文气象预测预报技术发展，防洪体系的软硬件日臻完善。

　　在2016年长江中下游流域大洪水面前，整体防洪体系经受住了“98+”考验，避免了系统性灾害出现。但平原湖区凸显“短板”，不少内湖成为悬在头上的“一盆危水”。　　

 

　　湖北梁子湖湿地杜华举摄

　　治湖方略史

　　进入2000年后，湖北就逐渐意识到，湖泊之于湖北，有三个独特价值：第一是天然的优质发展基底。“千湖之省”是湖北独一无二的特色禀赋，因地制宜的发展可以让湖北走出同质化竞争套路。第二是宝贵的生态财富。湖水、湖鱼、湖草……都天然带着湖北品牌基因，成为驰骋市场的生态通行证。第三是治湖成为发展转型的突破口。水质恶化、数量减少是湖泊的现状之忧，其背后折射出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治湖这个抓手，正是湖北经济升级转型的切入点。

　　记者调研了解到，十多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持续关注湖泊治理，连续用力发功。始自2005年的“洪湖生态保卫战”，是湖北治湖方略的第一个大动作。

　　据当时的公开报道，洪湖沼泽化、污染化突出，53万亩洪湖水面有37.7万亩被围网养殖占据，占整个湖面的70%以上，生态恶化到了不可承受之重，必须重拳拯救。省委省政府先后投入7000万元启动洪湖“拆围”行动，到2007年初，共拆除30余万亩围网。

　　这次拆围让洪湖劫后重生，水质迅速好转，各项生态指标趋好。但好景不长，2008年围网养殖卷土重来，至2013年7月达到16万亩，非法围网反弹超过10万亩。2013年后，尽管荆州市政府启动第二次拆围行动，因种种原因，拆围陷入困境。

　　“洪湖拆围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利益众多，而洪湖作为一个跨行政区域的湖泊，管理体制上掣肘也很多。”湖北洪湖湿地管理局局长朱俊华说。

　　在我国江河湖库治理经验中，跨行政区域的水域治理是个难题。尽管国家层面在长江、黄河等实行流域治理模式，但地方跨区域河流和湖泊尚没有成熟的治理模式可循。

　　2010年前后，湖北探索跨行政区域湖泊治理，希望走出一条可资借鉴的治湖模式。试点放在湖北第二大湖泊梁子湖。当时湖北省人大联合高校权威专家对梁子湖的治理模式进行探索，最后形成了《梁子湖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0—2014年)》的成果，初步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统筹协调治理模式。

　　近5年来，梁子湖所涉及的武汉、鄂州、黄石、咸宁四地，以及水产、水利、环保、航运、农业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互相配合，梁子湖流域综合治理取得明显进展。

　　“走出湖泊治理新路仍然要依法治湖。”这是记者长期调研湖泊治理中，有关专家提及最多的观点。原因是，2012年前我国尚无一部关于湖泊治理的法规，至今也没有一部湖泊相关的国家法规。

　　2012年5月，《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获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当年10月1日生效。这是首个湖泊保护的地方法规，标志着湖北湖泊保护步入法治轨道。

　　这部地方法规给湖泊的保护、管理和治理列出了具体清单，为湖泊划出两条“生命线”——湖泊保护区和湖泊控制区：城市规划区内湖泊，其设计洪水水位以外不少于50米区域划为湖泊保护区；湖泊控制区是在湖泊保护区外围根据湖泊保护的需要划定，原则上不少于保护区外围500米范围。

　　对于城市扩张中的“填湖现象”，这部法规特别提到，将严打违法填湖建房等行为。同时，禁止湖泊水域新建围网围栏养殖，现有的围网围栏限期拆除。

　　2016年底，国家公布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在全国推广河长制管理模式。而在湖北，2012年就开始探索湖长制、河长制做法。武汉在全国首尝“湖长制”，中心城区的40个湖泊全部由区长担任本辖区“总湖长”，每个湖泊明确一位区级领导为“湖长”，“湖长”对辖区内湖泊的形态保护、岸线整治、规划及开发利用等负直接责任。到2013年，官方“湖长”名单增至126名。

　　还有一批民间“湖长”。

　　老文是武汉月湖的一名垂钓爱好者，5年多前，他发现很多垂钓者或者游客将垃圾任意丢弃在月湖边，为保护他心爱的湖泊，他参加志愿者行动，成为月湖的民间“湖长”。

　　老文说，“民间湖长的任务，就是让更多的群众认识到保护湖泊的重要性，组织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同时也监督一些破坏湖泊的不文明行为和违规开发等现象。”

　　在完善湖泊保护制度的同时，湖北在资金投入方面也逐渐向湖泊保护和治理倾斜。《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梳理相关投资发现，近年来，湖北环保、林业、农业等部门累计投入数亿元专项资金，先后启动30个重点湖泊湿地恢复与保护工程，恢复湿地9.8万公顷；在梁子湖、西凉湖、淤泥湖等大中型湖泊建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0个，以种质资源保护促进湖泊保护；武汉实施武昌大东湖、汉阳六湖和金银湖七湖连通等城市生态水网工程。

　　2016年7月14日7时，阻断梁子湖与牛山湖37年之久的围堤，在爆破声中瞬间消失。梁子湖水就着水头落差倾泻而入，两湖之水融为一体。从梁子湖围堤筑成的牛山湖，重回梁子湖怀抱。

　　牛山湖破堤，标志着湖北治湖思维提升、发展理念转变的里程碑就此树立：永久性退垸退田退渔还湖工程正式启动。

　　66岁的宋保康是这次牛山湖破堤的“移民”，他在牛山湖边养鱼为生大半辈子，临近古稀离开老宅、鱼塘和菜地。老宋还时不时回到牛山湖看看，浸泡在洪水中的房子已部分坍塌，但仍留存着他在那里长大、成婚、育儿、养孙的记忆。

　　“渔民对湖泊是最有感情的，舍不得也要舍。我们退出来，是为了湖水能够清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个好环境。”老宋说。

　　还湖才刚刚开始。一位水利官员对本刊记者说，全省范围内满足还湖的地方还不少，“政府下了大决心。”

　　湖北武汉月湖肖艺九摄

　　还湖蜕变记

　　“千湖蓝水千湖月，江汉处处涌碧波。”诗句里的“千湖之省”样貌，或有望重现。

　　历经十多年治理，从遏制填湖到大力推进生态修复，退垸退田、退渔还湖，带来发展环境变化和城市形象提升。

　　梁子湖因水而兴、因堤而废，也因还湖而生，重现“梦里水乡”。

　　在梁子湖汊湖之一的涂镇湖边，涂家垴镇本是千年水乡古镇，因上世纪70年代修筑大堤围湖养鱼，截断传统水路、隔断汊湖与大湖的生态交换，逐渐荒凉。晚清至近代名噪一时的余家码头终至荒弃，今天完全消失。

　　数据显示，梁子湖面积在1953年时有406.3平方公里，到上世纪70年代，因填湖造田、围湖养鱼，湖泊面积快速缩小。

　　“湖汊被切割分裂，天然水系遭人为破坏。”梁子湖保护专家、武汉大学教授于丹说，破除大堤，让水系连通，是顺应自然规律、恢复生态的第一步。

　　2014年，涂镇湖大堤破除，涂镇湖重归梁子湖。

　　鄂州市委书记李兵说，“鄂州把圩垸、湖汊还给梁子湖，算起来已增加了8万多亩水面面积，尽最大努力恢复曾经的水乡本色。”

　　恢复湖泊生态之举，带动湖区环境治理齐头并进。记者2016年仲夏时节走访涂家垴镇万秀村看到，一棵千年古桑树下坐着老老少少20余村民，闲适和乐。村子路边栽种万年青和美人蕉，柏油路村道干净整洁，离古桑树不远的一片荷花开得灿烂。

　　“上面看是一片花，下面其实是生态污水处理厂。”村支书熊有茂说，“这头污水进入，经过处理后，流到花圃下的人工湿地，再经过植物的过滤吸收后，排放达到Ⅰ级A。”

　　这个装置日处理10吨污水，可满足全村需求，做到不让一滴污水流进梁子湖。

　　这样的生态污水处理在梁子湖区已实现全域覆盖。时任鄂州市梁子湖区委书记麻琦说，真正将梁子湖区打造成生态湖区，不仅提升居民生活水平，还优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绿色发展项目。近几年，桃花水母在梁子湖高密度、大面积再现，也佐证梁子湖的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武汉有166个湖泊，因湖而变的“生态化”城市品牌，正高高举起。

　　竹叶海是武汉市40个城中湖之一，因数十年养鱼、种藕，竹叶海被分割成19个水塘，水质长期为劣Ⅴ类，基本丧失湖泊的调蓄、景观娱乐等功能。2013年11月，市水务局对竹叶海启动生态湿地公园改造工程建设，300亩核心区于2015年3月正式开放。

　　改造一新的竹叶海，毛竹、慈竹、桂竹沿湖泊“蓝线”环绕竹叶海湖，香樟、广玉兰、桂花、桃花、梅花、海棠花等沿岸坡分布，木制栈道、碎砂石、长条石、片石、鹅卵石等蜿蜒形成4.7公里人行步道，黑水鸡、野鸭子等野生水鸟栖戏其间……

　　“把湖泊建设成湿地公园，是当前对湖泊最高规格的保护。”祝九胜说，全市已有29个城中湖建成湖泊公园，未来继续建设。

　　武汉被誉为“东方威尼斯”，近年来的城市建设理念逐渐回归这一自然属性，大建环湖绿道，让人、道路、楼宇有机融合、自然过渡。

　　2016年12月28日，被誉为“世界级的东湖绿道”开通。全长28.7公里，串起磨山、落雁岛、梅园等多个景区，“漫步湖边、畅游湖中、走进森林、登上山顶”的绿色公共空间浑然天成。绿道让东湖免费开放区域达17平方公里，相当于2.7个杭州西湖面积。

　　作为全国最大的城中湖，33平方公里湖水、133公里湖岸线、1000多公顷森林绿地，孕育无数动植物，也滋养着千万武汉人。

　　更重要的是，绿道犹如一道缰绳，有效勒住城市无序扩张的脚步。依水而建、依山而修的绿道，成为条条“生态红线”，保障湖泊与山川不再被蚕食。

　　3年前，蔡甸区沿着后官湖畔修建一条110公里绿道，将沿湖10多个楼盘绘画红线退后50米；汉阳区沿墨水湖修建28公里绿道中，约3公里由占湖小区退还出来。

　　武汉变了！2001年从四川来到武汉读大学的杨明宇，毕业后留汉工作，见证了武汉15年来的变迁。“2001年时，人们戏称武汉是‘全国最大乡镇’，真不假！那个时候武汉城市建设欠账太多了。但这几年从规划到建设、从生态到交通，一天一个样。”　　

 

　　湖北武汉东湖 程敏摄

　　“千湖大美”赋

　　从湖北地形图看，除东边大别山、西边武陵山以及鄂北地区，腹地是个大湖区。

　　在世界环境发展史上，湖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承载湖北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重要分量的湖区，如何规划和建设，是每届政府绕不开的课题。

　　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做出长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指示之后，湖北各级党委政府深刻领会总书记对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提出走绿色发展道路、实施生态优先战略。

　　“树立在生态环境容量上过紧日子的思想，持续优化沿江生产力布局，不欠新账，多还老账。”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说，坚决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GDP，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湖北落地生根。

　　记者调研中最大的感受是，转变发展方式、换道新兴产业，日益融入到湖北各级党委政府主官的意识深处。

　　“群众要好环境，也要提升生活水平，这就要求我们不忘发展的任务。但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呢？”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说，转变高能耗、高污染、超出环境容量的传统发展模式，代之以生态红线之内的绿色循环产业，倒逼企业科技创新、技术升级，一举多得。

　　据介绍，荆州从2014年开始，强力推进取缔小锅炉等高污染项目，推行秸秆禁烧，推广生物质能源应用，不仅环境好转，还积蓄了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

　　如今，荆州正大力推动还湖工程。荆州水利局介绍，计划退垸40多个，总面积近10万亩，新增湖泊20个左右。

　　“保护要先行，发展要跟进。”熊春茂说，“要发展符合湖区生态定位功能的新兴产业。”

　　鄂州这个曾经以钢铁为主的重工业城市，近年来关停数十家影响环境的企业，梁子湖区2015年至今累计关闭22个一般性工业企业和所有的采石厂、黏土砖厂等。记者在鄂州梧桐新区看到，高新技术创业园区已有数十家企业入驻，清一色的互联网、文创、养老健康、生态旅游等项目。全国最先进的PET-CT项目已落地，可印刷钙钛矿、“中国花谷”等项目正在筹建。一些高校分校选址梁子湖，科教、文化、生态产业集群蓄势待发。

　　武汉大学文学与风景研究专家张箭飞教授认为，湖泊密布是湖北的发展基底，整体规划、具体规划甚至建设细节，都应时刻突出这个底色。

　　2017年湖北两会上，通过了关于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新举措：继续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重点推进五大湖泊和四湖流域骨干河渠加固及连江主要支流堤防整治，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实施“蓝天、碧水、净土、还湖”工程。

　　“生态是一个有机系统，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只管今天不要明天。”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说，要有持续性、连贯性和递进式。

　　记者注意到，在近期先后公布和通过的《湖北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总体规划》《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大力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决定》中，为湖泊治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明确了三大行政思维：

　　——逆向思维，明确“哪些事情不能做”。提出到2020年水、湿地、耕地和林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红线管理目标。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把好绿色准入关口。对沿江8市州的港口岸线资源开发和利用提出控制性目标。以产业发展环境容量控制提高工业项目环境准入门槛。

　　——正向思维，明确“哪些事情需要做”。实施水生态保护修复、水污染综合治理和水资源科学利用三大综合工程，力争实现长江干支流水质明显改善。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化交易。

　　——引导思维，指出“未来怎么做”。厘清城市、交通、文化的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脉络，解决人住在哪里、怎样活动、怎么发展的问题。重点突出发展绿色智能交通、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规划建设特色小镇和美丽乡村、促进文化创新性发展。围绕湖北水资源优势，全力写好“水文章”。

　　“纵观世界上的湖区开发，最有名的是英格兰湖区。”张箭飞介绍说，它成就了英国湖畔诗派，一直以来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文人、诗人和艺术家，今天那里也充斥着旅游、文化等现代消费，维持着当地的经济活力。“如果说英格兰湖区是英国人的心灵之乡，湖北的千湖也会成为我们的乡愁与集体记忆的涵养之地。”

　　大护“千湖”之美，大兴“千湖”之利。在可预见的几年里，更多的梁子湖、更多的东湖将会再现荆楚大地。千湖更新的生态美景、绿色经济，将成为经济发展、人民福祉的依靠。彼时，岸芷汀兰，波光映面，锦鳞翔底，水草摇曳，人水和谐……

　　湖北武汉东湖建成世界级绿道 程敏摄

　　“水回娘家”要迈四道坎

　　位于江汉平原的长湖，呈狭长条状，面积131平方公里，是湖北第三大湖。

　　这个在宋末由古云梦泽变迁而来的湖泊，与洪湖和已消失的白鹭湖、三湖，合称“四湖”。四湖地区，也是华中地区重要的农业基地。

　　眼下，四湖地区正实施大规模还湖工程，尤其是对因围垦造田而消失的白鹭湖、三湖，逐步恢复湖泊形态。

　　退田退垸退渔还湖，工程技术难度不大。而还湖的农田指标如何核减、受影响群众如何搬迁安置，才是最大挑战。根据初步方案，三湖退田还湖面积2.8平方公里，白鹭湖7.64平方公里，共涉及搬迁人口2600多人。

　　四湖地区的处境，是湖北实施还湖工程面临的诸多挑战的缩影，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后稳步推进还湖还湿需要破解的课题。接受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与业内人士表示，“水回娘家”，面临耕地指标核减、人员搬迁安置、理顺管理体系、湖区水利“补短”四道坎。

　　2016年7月14日，湖北梁子湖与牛山湖隔堤爆破，实施破垸分洪。程敏摄

　　农田被淹，指标难减

　　沿长湖围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进荆州市沙市区观音垱镇习口村。这儿延伸出一段“民堤”，围出一块面积2平方公里区域，即是马子湖民垸。

　　习口村二组村民索美祖说，这段民堤是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内有9个村民组的承包地。

　　因围湖而成，马子湖民垸每遇长湖大涨水，就要扒堤分洪。索美祖说，过去40年来，马子湖民垸已3次分洪，尤其是2016年7月，长湖水位超历史最高，扒堤分洪，损失惨重。

　　经历这场“98＋”洪水后，当地政府决定降低马子湖民垸围堤高度，退田还湖。垸内养殖场、鱼粉厂都要拆除，承包地将被淹没。

　　将被淹没的田地中，包括习口村四组村民马大山的2亩承包地。马大山说，他家的2亩地，这几年以每亩800元流转给企业，挖成鱼塘搞养殖，“还湖后，这2亩地就要变成湖底或湖滩了”。

　　荆州市水利局局长郝永耀说，对马子湖民垸这类退垸还湖区域，政府准备引进市场主体，发展生态养殖或旅游产业，借助承包费来补偿农民的损失。

　　“政府已和村民们商量好，按每亩1000元的标准流转出来。”马大山说，补偿虽然不高，但比自己种地效益好些，大伙也能接受。

　　补偿谈妥了，但耕地指标如何核减，则让基层政府“头疼”。包括马子湖民垸在内，不少还湖的承包地，此前都已纳入基本农田范畴。在没有明确政策的情况下，基本农田能否用于还湖，多数基层干部心里没底。

　　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数据显示，全省2016年汛期破堤分洪的215个民垸，多数要永久性还湖，涉及面积约500平方公里。

　　“平原湖区的承包地，不少是围湖形成的湖田。”湖北省湖泊局专职副局长熊春茂说，这些湖田在80年代都已承包到户，粗略估计，要还湖的农田中，约有60%已划入基本农田。

　　时任荆州市副市长的袁德芳介绍，作为产粮大市，荆州全市耕地中超过90%都属于基本农田。上世纪60年代围垦白鹭湖、三湖而成的农田，多数已划为基本农田。

　　土地管理法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明确，基本农田的范围、面积、地块都属于保护范围。

　　不少基层干部反映，占用基本农田，需要按程序对辖区内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进行调整，核减相应基本农田数量。由于现有法律法规规定基本农田不能种树养鱼，能否变成湖面尚不明确。

　　他们认为，对于退田还湖中涉及占用耕地和基本农田的，应作为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用地，不纳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目标。国土等相关部门应核减相应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支持相关地区调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除基本农田核减外，还湖涉及的土地或水面，已被流转承包这种情形如何处理，也让基层棘手。近年来已组织14个圩垸实施永久性还湖的鄂州市，就遭遇一起由此引发的诉讼案。

　　鄂州市还湖的圩垸中，包括此前将湖汊建堤用于养殖的水面，承包给民营企业，承包合同一签就是50年。

　　当地一位政府负责人介绍，此前一个面积超万亩的湖汊被社会企业承包，破堤还湖后无法继续养殖。因补偿谈不拢，承包企业起诉地方政府违反承包合同，索赔上亿元，“官司打到了省高院”。　　

 

　　武汉东湖 程敏摄

　　水回娘家，人归何处？

　　退田退垸退渔还湖，让“水回娘家”，更关键的是搬迁居民如何安置。

　　过去20多年，牛山湖一直是华中地区重要的淡水鱼、大闸蟹养殖基地，与梁子湖合二为一后，有279名职工的牛山湖渔场被迫转型，从围网养鱼转为尝试发展休闲旅游。

　　武汉市江夏区梁子湖水产集团经营牛山湖渔场数十年。集团负责人张祥介绍，渔民搬离共需还建安置房屋约1.5万平方米，总投资9000万元。更挠头的是，200多名职工的未来生计如何保障。

　　渔场51岁的职工朱培姣一家，过去数十年都靠承包牛山湖10多亩水面养鱼为生，平均每年纯收入10多万元。

　　朱培姣最担心自己未来的生活。她说，“万一旅游效益不好，而自己除了养鱼，其他都不会，今后靠什么来维生？”

　　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数据显示，纳入还湖范围的200多个圩垸，涉及人口11.75万人。首批预计搬迁3万人，第二批需搬迁8.7万多人。

　　住在圩垸的群众反映，隔几年遇到一场洪水，地势低洼的鱼塘、莲藕就损失惨重，愿意搬迁退出，“前提是要安置好，有保障。”

　　袁德芳说，还湖涉及工程建设、移民征迁与补偿、就业安置、土地调整等多方面，其中移民安置和长远生计安排能否妥善解决，决定还湖工程能否顺利推进，“外省就有河道洲滩退垸因安置不到位，出现移民返迁现象。”

　　还湖人员安置涉及面广，眼下却缺乏国家财政支持。鄂州市委书记李兵说，当前能勉强适用的政策只有农村危房改造，以及少数专项资金打包，平均每户可补贴2.5万至4.5万元不等，远不足以补偿农民建房成本。

　　“还湖移民安置，迫切需要国家和省级政策支持，光靠地方财政承担不起。”郝永耀说，搬迁群众希望按照征地标准来退出承包地，用征地补偿解决养老问题，“粗略计算，荆州市仅此就需资金12亿元”。

　　“还湖不仅是湖北的特殊问题，也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要面对的共性问题。”长期关注湖泊保护的武汉大学教授于丹说，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下，退田退垸退渔还湖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提高湖区防汛能力、加强湖泊生态保护的必由之路。

　　采访中，不少基层干部提出，还湖工作应上升为国家政策，像1998年大洪水过后，国家针对长江洲滩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等区域实施“平垸行洪、移民建镇”的举措，值得借鉴。

　　“移民建镇的有关建设管理和补偿措施，能为开展还湖工作提供参考。”曾长期从事水利工作的咸宁市政协副主席熊登赞认为，但这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补偿和安置资金的安排和统筹力度。

　　“并非所有民垸都要退，得综合考虑安置成本与防洪效益。”咸宁市水务局副局长徐学利说，在划定还湖区域红线的基础上，可参照1998年平垸行洪做法，将民垸按“单退”与“双退”划分：对在汛期高水位才会被淹的民垸，实施退人不退耕的“单退”，采取“小水收、大水丢”生产模式；对于低于汛期退水后正常水位的民垸，实施人田均退的“双退”。

　　湖北武汉东湖是最大的城中湖 程敏摄

　　九龙治湖，冲突掣肘

　　2016年7月中旬，洪湖水位10多天超警戒水位，围堤管涌、裂缝、脱坡等险象环生，27个内垸漫堤。近万军民紧急加筑围堤，近万居民转移。

　　根据防汛调度规程，当洪湖水位超警戒仍不断上涨时，上游流域所有排水入湖的二级泵站，均应采取拉闸限电措施停排，缓解洪湖调蓄压力。当地干部反映，当时分属不同行政区的上游部分区域，却拒不执行防汛调度指令，造成洪湖一度逼近保证水位。

　　“这种各自为政、拒不执行防汛调度指令的情况，并非一两次。”荆州市一位干部表示，2007年、2010年和2016年汛期，洪湖等湖泊面临严重内涝，上区排水不顾中区、中区开闸不管下区，高水高排、低水低排的防汛调度指令难以落实，上下游关系紧张、矛盾突出。

　　这仅是当前湖泊管理、治理困境中的典型一例。地域分割与部门分割，“各管一环、各管一段、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现象，在湖泊管理现实中不断上演。

　　横跨武汉、鄂州、黄石、咸宁4个地市的梁子湖，是湖北容积水量最大的湖泊，也是武汉市的战备水源地。梁子湖区相关负责人说，开个协调会就得4个市都到齐才管用，相互之间理念不一样、政策不合拍，极易出现“公地悲剧”。

　　这位负责人介绍，为加强梁子湖保护管理，湖北省专门成立了梁子湖管理局，但这是设在省农业厅水产局的下属机构，“根本协调不动地方职能部门”。

　　相对于行政区块的分割，管理部门“各管一摊”的条线问题更为突出。咸宁市西凉湖管理局局长徐晓阳介绍，涉及湖泊管理职能中，防洪调蓄归水利，渔业生产归农业，湿地保护归林业，水质检测排污归环保，渔船监管归海事，湖堤道路归交通。

　　“职能分散、多头管理之下，管堤防的不管水面、管水面的不管水质、管水质的不管功能。”徐晓阳说，比如西凉湖管理局隶属于咸宁市农业局，管理职能主要是打击电鱼、毒鱼等违法行为，及增殖放养等业务，水质检测、水生物保护、湖区基础设施养护管理等事项，都在职能之外。

　　湖北目前有100亩以上湖泊728个。不同类型湖泊，归属管理部门也不同。如洪湖归口省林业厅管理，梁子湖归口省农业厅水产局管理。全省有115个中型湖泊由各级水产部门的国有渔场经营管理，500个小型湖泊由乡镇村所属集体渔场所有。

　　“由于各地区、各部门对湖泊功能、作用和利益诉求不一样，造成湖泊管理的目标不统一甚至矛盾，缺乏统一管理和联动机制。”袁德芳表示，一些涉湖部门对湖泊只重视开发和索取，不重视保护和综合治理，导致湖泊面积萎缩、功能退化、水体污染、生态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

　　2012年，为解决“九龙治湖”，湖北省专门制定《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湖泊保护工作”，成立挂靠水利厅的湖泊管理局，明确其作为全省湖泊的主管部门。

　　“制定湖泊保护条例时，确定谁作为湖泊保护主管部门，还产生过一番争论。”一位参与《条例》制定的人士介绍，国家层面对湖泊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湖泊管理职能分散在多部法律中，授权给相关职能部门执行。比如，水质检测与排污管理由环保部门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执行，农业部门依据渔业法参与湖泊管理，水利部门则承担防洪法赋予的管理职能，“大家都能管，都不管”。

　　这位人士说，“经过协调探讨、征询专家意见，最终确定由水利部门牵头，同时根据相应上位法，分别明确环保、农业、林业等有关部门的责任。”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出台4年多，对湖泊保护治理的推动作用很明显，但管理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在缺乏上位法支撑情况下，仍然无法突破。”熊春茂说，不少地区对湖泊的开发思维远胜过保护思维，有的临湖城市甚至将湖区涉水部分直接纳入城市发展用地进行规划。对于这类明显违规行为，相关法规中并未明确如何追究问责，“划了红线，却未明确踩了红线如何被追责，湖泊治理保护没有牙齿。”

　　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在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明确和统一跨区域湖泊主管部门，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定期通报情况与解决问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对湖泊面积、形态、水质、动植物等进行监控，建立湖泊档案，对损湖行为做到“有责必究”“违法必惩”。　　

 

　　江汉平原四湖地区的候鸟 杜华举摄

　　湖泊“短板”，欠账待补

　　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全长314公里的四湖总干渠，是连通长湖、洪湖的一条重要灌溉、调蓄河渠。从荆州沙市区出发，一路向东到洪湖市新滩镇汇入长江，流域面积上万平方公里。

　　近年来，沿途汇入四湖总干渠的上百条大小河流，国家都有投资治理，唯独总干渠始终没有资金投入“名分”。

　　“国家水利治理项目中，大的和小的都有项目，唯独中间的没有。”荆州四湖工程管理局局长卢进步说，对长江、黄河及其重要支流，以及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以内的小河小渠，国家和省级都有项目渠道，但四湖总干渠这样的中等水利工程却没有，“2016年汛期，总干渠超历史最高水位持续1个月，只能任由漫堤。”

　　四湖总干渠的处境，凸显湖区治理与涉湖建设短板。回顾2016年处置汛情过程，解放军和武警官兵的主要精力都在“围湖堤”。湖北省水利厅副厅长冯仲凯说，“那是因为我们的险情主要在内湖。湖泊防洪排涝基础设施欠账太多，成为洪水面前最薄弱的环节。”

　　一直以来，国家对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主要湖泊有项目投资，其他的则是补助性质。在项目申报门类中，也没有“湖泊类”。

　　据湖北水利部门介绍，防洪任务艰巨而设施薄弱的四湖流域，曾在2010年时将整治项目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答复是“国家没有投资渠道”。

　　国家层面缺乏项目支撑，地方自筹资金也“缺少门路”。有水利部门负责人说，地方整治项目要上报批复，由于没有“湖泊”这一项可申报，地方财政投入也有困难。

　　基层干部坦言，各地湖区水利治理建设只能“搭便车”，想方设法纳入临近水库整治、放到大中小型灌区治理，或“削尖脑袋”挤进国家大湖治理。比如四湖流域综合治理，最终列入到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整体规划，才获得资金投入。

　　湖区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直接后果就是“处处欠账”。在斧头湖，“湖区排涝闸、泵站已超期服役多年，多数年久失修，机电设备老损严重，带病运行。”徐学利说，湖泊普遍面临“堤矮、堤薄、堤无脚”，防洪能力远达不到设计要求。

　　紧邻荆州市城区东北的长湖，在流域内小河流、灌区、水库、塘堰近年都已列入专项整治的背景下，作为国家二级堤防的长湖湖堤却多年未整险加固。部分加固地段还是20多年前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的。2016年7月，水位一度突破历史最高，直接威胁荆州上百万居民安全。

　　郝永耀介绍，长湖流域的整体排涝能力只有10年一遇，城市内垸泵站排涝标准是20年一遇，执行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防洪标准，“而很多地区的水利设施，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

　　“荆州地区是长江中游重要的‘水袋子’，但与其他平原地区比，水利设施建设落后几十年。”郝永耀说，荆州市水利投入与精力，绝大部分都用于长江大堤防汛抗洪，内部湖泊与中小河流建设到处欠账。

　　于丹等专家表示，推进退田还湖、妥善安置群众是加强湖泊保护的出发点；理顺管理体系，补上历史“欠账”，则是实现湖泊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最终落脚点。

　　徐学利等基层水利干部认为，湖泊建设项目目录的空白，已成为湖泊正常基本建设中最大的制度障碍，国家有关部门应增设湖泊建设项目，让承担防汛、供水、生态等重要功能的湖泊，不再“搭便车”。同时结合各地湖区实际，适度调整提升湖区防洪排涝标准，让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标准“退出历史舞台”。

　　湖区水利设施建设，涉及到重大防汛安全和生态安全，属于纯公益性工程。他们呼吁，几十年的建设欠账，令湖区水利基础设施大幅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急需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对标准低、欠账多的湖区给予项目倾斜。

　　洪湖市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渔民元建生在收网(2016年2月18日摄)程敏摄

　　“游渔部落”告别洪湖

　　鸡年春节，是丁浩一家人在“住家船”上过的最后一个春节。

　　34岁的洪湖茶坛渔场渔民丁浩，在渔船上出生长大，吃住行都靠船。水泥制作的住家船，船头起居、船尾做饭。出门坐小艇，养鱼开渔船，生计靠湖中养鱼捕鱼。

　　站在晾有腊鱼、腊肉等年货的船尾，丁浩说，几家亲戚已在洪湖市区看好商品房，很快就搬家上岸，“要离开这生活了几十年的渔船，还真有些不舍。”

　　在洪湖，生活着上千户被称为“游渔部落”的渔民。像丁浩一般，以湖为生、以船为家。根据当地政府安排，洪湖渔民长期赖以为生的养殖围网全部拆除，“游渔部落”均陆续上岸生活。

　　即将告别“游渔生活”的渔民们，既期待上岸生活，又担忧自身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少，生计没着落。“完善安置过渡，拓宽就业渠道，理顺管理体系，培育产业带动”，成为当地渔民与干部的共同期盼。

　　以湖为生、以船为家的洪湖“游鱼部落”的“住家船”叶俊东摄

　　以船为家的“游渔部落”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离洪湖湖岸3公里的茶坛渔场，乘坐快艇到达丁浩的住家船时，丁浩一个跨步迈上水泥船，将快艇拴好，一再提醒渔船空间小，注意安全，小心防滑。

　　丁浩家的住家船，是用水泥浇筑而成的一艘近10米长的船体。3间简单装修的船屋占据船体绝大部分空间，船舷两侧留有不到30厘米的过道。他的住家船前后，排列着绵延2公里的数十条类似水泥船，形成“游渔部落”的一个聚集区。

　　住家船停靠在湖中岛旁，有电线接入，屋内空调、洗衣机、电视等家电俱全。丁浩说，最近几年，多数住家船都装上了宽带路由器，能上网，湖里也有学校和医务室，“和在岸上生活比，除了船上空间小、起风容易晃，其他没啥区别。”

　　住家船外不到100米的水域，有20亩是丁浩家的承包湖面，围网养鱼养蟹。每年春季开始，往围网中投养鱼苗、蟹苗与食料，到秋冬集中捕捞。这20亩养殖水面，是他家收入的主要来源。

　　地处长江中游北岸，面积308平方公里的洪湖，目前是湖北省最大湖泊、我国第七大淡水湖。相关资料显示，经过此前两轮上岸安置后，洪湖仍有1634户渔民以船为家，分散在洪湖、监利两个县市。

　　脸庞被湖风吹得稍显沧桑的丁浩，属于“湖三代”。他爷爷从江苏逃荒至洪湖后，在渔船上定居。“我父亲有兄弟姊妹10个，我有3个兄妹，都在湖区生活。”丁浩说，茶坛渔场200多户居民，追根溯源都是从江苏、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迁过来的。

　　“为啥大伙愿意留在洪湖？洪湖水养人呐。”茶坛渔场59岁的渔民沈玉柱说，他是1963年被家人带着从江苏来到洪湖的，“渔民常说，洪湖聚集了千年的草籽、万年的鱼籽，说的就是这儿水草茂盛、物产丰富。”

　　伴随湖区人口增长、养殖面积扩大，“千年的草籽、万年的鱼籽”成为传说。记者3个月前曾在洪湖看到，围网竹竿密密麻麻立在湖面，犹如片片“水上森林”。歌声中的“遍地野鸭和菱藕”，变成了“竿挨竿、网连网”。最高峰时，围网养殖区占据洪湖七成水面，导致部分区域水草绝迹，湖水恶化至Ⅴ类。

　　“记得我小时候，洪湖水特别清澈，不仅能喝，连掉根针到湖底都能看清，浅水处直接叉到鱼。”丁浩说，后来，水草与荷花茂盛处都被圈围养鱼，大量投肥加上螃蟹吃光水草，湖水一年比一年浑浊，别说叉鱼，一网下去都很难捞到鱼。　　

 

　　洪湖水面围网养殖场景叶俊东摄

　　拆围上岸告别“游渔”

　　湖北省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洪湖湿地保护力度，成立的洪湖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从2004年开始，洪湖就启动拆除养殖围网，但前两次大规模行动，均未能实现彻底拆围。

　　沈玉柱说，“游渔部落”收入都靠围网养殖，全部拆除围网的前提是妥善安置渔民上岸。然而，多数渔民岸上没有一寸地可种粮、能盖房。

　　“此前两次拆围，分别因为地方政府无法拿出足够土地安置渔民，以及引进企业开发旅游安置渔民搁浅，而未能彻底拆除。”洪湖湿地管理局局长朱俊华说，直到湖北省政府前期批准5000万元地方债专款用于拆围，将以船为家渔民全部纳入精准扶贫易地搬迁对象，才使洪湖水面剩余的15万多亩围网在2017年春节前全部拆除。上千户“游渔部落”渔民也将在今年内上岸安置。

　　丁浩住家船前的20亩承包养殖围网已全部拆除，只剩下散落的断桩与网片。他说，2016年入冬后，捕捞完养殖的鱼蟹，政府就以每亩550元补偿标准，组织渔民自行拆除围网和竹竿，“今后洪湖将恢复人放天养，限量捕捞。”

　　洪湖市承担1127户“游鱼部落”安置任务。洪湖市住建局局长颜学龙说，渔民上岸需要解决生活住房、子女入学、养老保险、就业安置四大问题。上千名渔民纳入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后，可从货币化购房、自己建房和政府统建安置三种方式中自由选择。

　　根据洪湖市出台的安置政策，在城区自购商品房，每户补贴7万元，按房屋面积给予购房配套设施费补贴；有自留地选择自建房的，每户补助3万元；选择政府统建安置点，每人25平方米以内免费。

　　距离洪湖市区约3公里的和泽园小区，是为上岸渔民建设的商品房项目。记者走进小区一期工程看到，四栋六层楼房主体已完工。小区紧邻与洪湖连通的排水河和水产品交易市场，方便持证捕鱼居民开船下湖，捕捞水产品直接进场交易。项目负责人章宜玲介绍，小区规划安置500户渔民，一期144套住房已全部被预定。

　　选择在和泽园小区购房的螺山镇洪湖捕捞队渔民徐保勇算了笔账：他看中的108平方米房屋总价28万元，自己一共可获得16万元左右购房补贴，加上渔船估价补偿7万多元，以及拆围1万多元补助，“自己只需要付两三万元就行。”

　　渔民上岸“既想又怕”

　　不少渔民对上岸生活既充满向往，又夹杂诸多忧虑与不安。56岁的徐保勇说，在湖里讨生活环境恶劣，夏天船板晒得烫手，酷暑难熬；冬天湖面寒风刺骨，躲在被窝里都冷，“有条件上岸生活，谁愿意在湖里常年呆着？”

　　湖中养鱼的高风险，也是渔民盼望上岸的重要因素。2008年，丁浩用35万元存款承包500亩水域围网养鱼，先后遇上洪水、干旱等灾害和市场低谷，加贷款一共亏去150万元。他说，在洪湖养殖成本高、投入大，加上连年受灾，十户渔民九户“负翁”。

　　“我们的下一代肯定都不会再在湖里生活。子女已进城上学，租房请老人照料，每月开支得两千多元，半个月见一次。”丁浩说，只要城里能找到一份每月两千元的稳定工作，他愿意一边工作还债，一边照料孩子。

　　“我们想上岸，也怕上岸。”洪湖螺山镇长江捕捞村村民周德金说，怕上岸主要是担心今后生计来源。渔民只会开船、养鱼，全部家当就是船和渔具，上岸后这些技术和工具都用不上，种田也没有一分地，想起今后靠什么本领谋生就头疼。

　　洪湖市滨湖街道文泉村61岁的渔民李金库，初中毕业，在村里属于“文化人”。他介绍，多数渔民一辈子都生活在湖里，文化程度低，甚至不识字。文泉村450多户渔民中，“60后”几乎全是文盲，全村只有一两个大学生，“这种文化程度，进城也很难找到一份稳定工作。”

　　当地渔民介绍，村里曾有一户渔民由于养鱼年年亏损，老婆上岸进城在一家企业务工。企业要求职工每天上下班签到，一字不识的她，只能问别人哪栏是她名字，再摁个手印代替签字。原来生活在洞庭湖里的渔民，上岸后没有谋生本领，不少都跑到洪湖投亲靠友，重操湖上打鱼摸虾的生活。

　　“利用现有资源，打造‘游渔部落’品牌的民俗体验与生态观光旅游，能就地解决一大批渔民就业。”洪湖湿地管理局调研员曾晓东说，但受制于管理机制障碍，旅游发展理念难以协调一致，致使洪湖旅游业一直未成气候。

　　当地一位干部说，洪湖湿地保护、渔业开发和旅游航运归湿地管理局管，但临湖项目的土地开发、污水处理、交通配套属于地方政府。此前一些有意投资旅游的企业考察后，觉得洪湖管理体系太分割，不好协调而放弃。

　　记者在洪湖周边看到，除依托“洪湖赤卫队”与瞿家湾古镇建设的蓝田风景区外，多数旅游项目都停留在餐饮农家乐、游船观光等散乱状态，就业吸纳能力不高。相较于同样紧邻武汉的罗田、红安、赤壁等县市，红色旅游与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丰富的洪湖市，旅游接待人数与综合收入都明显偏低。

　　管理体制障碍，也给洪湖自然生态保护带来不少“后遗症”。洪湖湿地管理局2002年曾在螺山镇建设一个湿地候鸟保护示范区，由于土地属于村集体，只能流转承包。2012年保护区成效明显，成为4万只雁鸭类候鸟栖息地，而承包合同也到期，村集体直接转包给一家企业搞养殖，前期数百万元资金与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全部白费。

　　“如果类似管理体系不理顺，任由湖区周边盲目、无序发展旅游产业，将给正在逐步恢复的洪湖自然生态带来灾难性后果。”曾晓东说。

　　如何“住得下、能发展”

　　2013年以来，国家针对约7.3万户、26.9万名以船为家的渔民，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但各地进展不平衡，目前湖北省仍有数千户渔民待上岸。

　　洪湖当地渔民与基层干部认为，住房、就业、养老等问题直接影响渔民上岸能否“住得下、能发展”。针对这部分特殊群体，需要在安置过渡、就业培训、产业培育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

　　洪湖市一些干部表示，渔民上岸后的两至三年内，正处于摸索适应过程，新学本领还不熟，原有技能用不上。国家在扶持解决住房问题外，最好能在养老保险缴费、安置生活补助等方面给予地方财政支持，确保渔民上岸也能住得下。

　　李金库等渔民表示，针对渔民提供就业培训，既需要传授劳动技能，也需要基础文化“补课”，才能帮助渔民跟上现代求职市场需求。除组织本地企业“送岗进湖”外，还应增加政府公益性岗位数量，拓宽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不足群体的就业渠道。

　　朱俊华建议，洪湖生态需要加强保护，上岸渔民需要发展增收，应探索滨湖管委会模式，实现保护区既管湖、又管滨湖岸上区域，改变当前管理职能割裂局面，划定产业发展“负面清单”，同时搭建社会资本投资生态民俗旅游渠道，实现保护与发展的有机统一。(记者 叶俊东 李劲峰 黄艳)

编辑： 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