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古城墙：“完璧”申遗进行时 40多个项目在排队

　　荆州古城墙保存状况良好。黄凤雏摄

　　荆州城墙仲宣楼段城墙与护城河，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

　　荆州城墙寅宾门、宾阳楼及其瓮城。(除署名外，均荆州博物馆供图)

　　贺云翱,中国明清城墙申遗文本起草人、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荆州城墙内的18号藏兵洞。

　　记者付鑫鑫 驻鄂记者钱忠军

　　今年7月2日至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1届大会在波兰克拉科夫召开，中国的自然遗产项目可可西里和文化遗产项目鼓浪屿都得到了推荐。

　　据悉，在国家文物局的“宝库”里，还有40多个项目仍在“排队”。比如，去年3月提交申遗文本的中国明清城墙联合申遗项目，其中包括南京城墙、西安城墙、荆州城墙、兴城城墙、台州府城墙、襄阳城墙、寿县城墙、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等六省八处城墙。

　　三国鼎立时，关羽大意失荆州。关羽筑城在先，失守在后。考古发掘证实，从三国时代起，荆州古城墙没有发生大的变迁，位移距离在50米以内；砖城墙始于五代，后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可以说，荆州古城墙是我国现存延续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由土城发展演变，以砖墙为主、土垣为辅的唯一古城墙。而在全国四处府城级古城墙(西安、开封、商丘、荆州)中，荆州古城墙保存最为完整，绕城一周，墙体没有断缺，6座古城门及瓮城、5座藏兵洞和28处马面等墙体设施均保存完好，被古建专家喻为“不可多得的完璧”。

　　近日，针对古城墙及城内外历史建筑和环境风貌的《荆州古城保护条例》开始施行。今天的荆州人如何守护荆州城，不再“大意失荆州”？记者前往当地一探究竟。

　　失去古城墙就意味着“失忆”

　　仲夏时节，恰逢南方雨季。淅淅沥沥的小雨中，登上荆州古城宾阳楼眺望：近处是一座瓮城，瓮城城门与脚下的寅宾门呈45°曲折相通，彰显了古人修城筑墙、加强防御的巧思。瓮城外有护城河，碧波之上雨雾氤氲；远处是一片开阔的新城，有现代化的广场、公园和楼宇，车水马龙，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来不少“烟火气”。

　　千年荆州府，满街文化人。在荆州古城内外，有着众多古迹名胜：大禹治水的息壤，雄楚立国的故都，三国纷争的遗迹，似繁星点点，数不胜数。荆州古城墙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的古迹之一；失去古城墙，古城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记忆。

　　荆州市文物旅游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忠华介绍，荆州城墙6处古城门外侧都建有一座瓮城。对荆州城而言，瓮城是城门御敌和预防洪涝的“双保险”。上世纪70至90年代，为缓解古城交通压力，新开城门3座。“这三座新城门均为三孔道，没有瓮城，以此区别于古城门。”

　　占地4.5平方公里的荆州古城，现有常住人口10.7万人。“人口日益密集，城内交通拥堵，基础设施落后，亟需通过立法为古城保护与利用提供法制保障，这也是荆州古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条件。”荆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克梅在谈到制定《荆州古城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初衷时如是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借鉴别地经验，在前期准备中，王克梅等人曾前往江苏扬州、山西平遥、陕西西安、云南丽江等地考察如何通过立法保护古城，并针对荆州当地的实际状况，联合市文物旅游委员会、规划局、城乡住建委、城管等众多部门开展调研。

　　以前，王克梅在古城内住了十几年，她特别喜欢城内的那股热闹劲，但越来越拥堵的早晚高峰让她逐渐不适，最终搬出了古城。“从立法角度去看，有的历史建筑产权不够明晰，未来规划不太明确；城墙内的现代建筑过密、过高，影响城墙周边景观、旅游产业发展；古城内的基础设施、菜场、道路等，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问题后来都体现在我们的《荆州古城保护条例》当中。”

　　该《条例》第二十四条明确，荆州城墙文物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但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的，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6米以下；荆州城墙一类建设控制地带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12米以下；荆州城墙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城墙内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15米以下，荆州城墙二类建设控制地带城墙外建筑檐口高度控制在24米以下。

　　“限高，主要针对新建、扩建建筑，尤其是古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应遵守以上要求。”王克梅坦言。

　　荆州博物馆馆长王明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博物馆馆藏文物17万余件，受馆舍面积所限，一直以来，展出文物不及馆藏的十分之一。“这几年，我们有计划考虑将原来的绿化面积建成新的展馆，但有了《条例》就必须遵守限高的规定。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

　　“那之前还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古城墙吗？”记者问。

　　“当然有。”荆州市文物旅游委员会主任张治根解释说，近年来，荆州市政府依据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并结合荆州实际，先后颁行《荆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暂行办法》等地方规范性文件，有效预防生产建设对荆州城墙文物本体及其环境风貌的破坏。同时，荆州市规划、文物等部门通过组织编制《荆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荆州城墙保护总体规划》等总体和专项规划，形成了完整的荆州城墙规划保护体系。

　　“《荆州古城保护条例》是荆州市制定的第一部实体性法规，可见，大家对古城保护的重视。《条例》实施，标志着荆州古城保护与利用工作进入了法治化新阶段。”张治根说。

　　南宋砖上简化字与今无异

　　才下宾阳楼，又进城墙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淡黄的泥土一层又一层地累积出荆州这座古城悠久的历史。

　　《元和郡县志》记载：“州城本有中隔，以北旧城也；以南，关羽所筑。”由此可知，民间传言“关羽筑荆州城”，只说对了一半。关羽筑城实为增筑，并非始建。

　　“考古应当以实物发掘为准。”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王明钦审慎地说到，1997年，城墙考古发掘出土了三国两晋时期的城墙，但因发掘地点位于护城河边，地下水位太高，且塌方严重，这次解剖式考古发掘不得不中途停止。

　　从现有的考古成果看，自三国时代起，荆州古城墙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变迁，城址几乎没有离开现城墙的范围。城墙从早期到晚期，由内向外推进的距离在50米之内。

　　解剖墙体可以发现，隋唐以前，荆州古城墙都是土垣；五代开始，有砖土混垣；南宋初年，出现整体砖城；明朝砖城位于宋朝砖城外侧。如今，目力所及的砖城墙，除了南城墙白马井处藏兵洞外的马面墙体为宋代外，其余均为明清遗存。

　　郑忠华介绍，从城墙的建造技术来看，三国时期，荆州土城规模类似纪南城、郢城遗存。五代和南宋时期，城墙为小砖(大部分为墓砖)垒砌，用细泥浆砌缝。到了明清，荆州城墙用特制城墙砖垒砌，以石灰糯米浆砌缝。“现在城墙博物馆展出的，就是目前唯一能看到的一段石灰糯米浆干打垒墙体。”

　　在现场，记者还看见了用于打垒的石球，大小类似田径运动中的铅球。

　　“现在，城墙修复还用干打垒技术，但成本很高。荆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以前的糯米很便宜，现在的市价高多了啊。”王明钦说，还有城砖和瓦片，也并非荆州一地就可采买齐全。

　　“那要上哪里采购？”

　　“城砖要到宜昌、丹阳去找，城楼上的瓦片要去河南才能买到。”

　　城墙博物馆里，还陈列有铭文砖、铭文拓片。在荆州古城墙内，自宋代开始出现铭文砖，迄今发现最早的铭文砖为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烧制，最晚至民国丙子年(1936年)。期间，以明代的铭文砖数量最大，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年(1369年)、洪武十三年、洪武十六年。

　　铭文砖上，不仅记载了操办制砖的官府、官员、制作时间等原始信息，还录入了城砖产地，涵盖荆州本地，湖南长沙、常德、永州、岳州、衡州、辰州，甚至江西的茶陵等原8府50多个州县。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加强荆州城墙的防御功能，将大量制砖的任务分解、摊派给湖广行省(后改为布政使司)所属州府县。”对荆州古城墙颇有研究的荆州市收藏家协会原会长高时林说，铭文砖上信息丰富，甚至弥补了史籍记载中的某些不足。比如，《明实录》记载：“洪武十七年筑荆州城”。但荆州城墙上砌筑的洪武十三年、洪武十六年的铭文砖充分说明，筑城始于洪武十三年，竣工于洪武十七年。

　　有趣的是，铭文砖中还出现了一些简化字。南宋铭文砖上的“卅号管工”中的“号”本应为“號”，但铭文中仅以“号”字出现，没有“虎”字偏旁。还有，明代铭文砖中，有“刘”“粮”“礼”“实”“刚”“显”等字与今天规范通行的简化字分毫不差。

　　“600多年前就已出现简化字，说明我国的简化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搞不好，有简化字的古器物也可以是真品，而非赝品呢。”高时林笑着说。

　　绿化“功臣”不能成城墙“罪人”

　　从城墙博物馆出来，登上北城墙西段拱极门之上的朝宗楼。巍峨的朝宗楼，坐南朝北，楼名取“江汉朝宗”之意，是荆州现存唯一的清代古城楼。

　　进入楼内，朱红色的城楼随枋下有“大清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九月壬戌初十戊申吉日丁巳时重建”字样清晰可辨。在清朝对荆州城17次较大的修缮中，这是距离现代最近的一次。

　　高时林介绍，自1978年至2015年，荆州市政府先后对6处古城门、5座藏兵洞和2500多米病害较严重的墙体进行抢救性的加固治理，共投入修缮资金2100多万元。

　　最近，为配合申遗进程，王明钦率领的考古团队，正在对局部城墙进行维修护理。

　　乘车驶过城墙内侧的道路，王明钦一边指向紧邻城墙的土坡，一边说：“你看，现在城墙边上都是杂树、杂草。我们向国家文物局提交了申请，要做抢救性的考古发掘，以更好维护城墙本体。这些树，有的是野生的构树，根系十分发达。如果不做考古发掘，日后这些树根蔓延开来，怕是会从地底下把城墙拱倒了。还有一些居民自种的樟树、槐树和水杉，根部蓄水能力强，也要考虑部分移植；否则，树根蓄水，水量在城墙下越积越多，搞不好就会造成城墙塌方。总不能让这些绿化的‘功臣’成为城墙的‘罪人’。”

　　其实，上世纪末的考古发掘并未确定近现代城墙掩埋的边界，尤其是经历数次大修的边界，比如，1936年荆江大堤决口后，崩塌段的城墙得到修复，但不知详情。

　　“如果找不到历代城墙修缮的边界，将来就无法做更细致深入的保护规划。正所谓，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嘛!”王明钦说回自己的“老本行”兴致颇高。“用考古的手段深入剖析荆州城墙的历史，不仅是为成功申遗做准备，也是为了更好地还原荆州城的发展史。”

　　高时林特别提醒说，荆州古城墙是我国南方水网地带特有的古城墙，因地势高低而起伏，顺湖池而迂回，最突出的表现在公安门。

　　公安门即小东门，其名源自刘备曾立营公安县，于公元210年借得荆州，遂派关羽镇守。在6座古城门中，公安门规模最小，却是唯一的水门。其城台上方还有“天井”，前后两侧还有砖砌的闸槽。如遇洪水威胁古城，即可关上厚重的城门，并在门后方的闸槽上安装闸板，在城门与闸板的空间囤土以加固城门防御洪水来袭。如此精妙的防洪设计诞生于千百年前，令今人不得不感慨圣哲先贤们出奇的智慧与创造力。

　　“积极推动古城墙申遗，是为重新审视荆州古城墙在古代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贡献，充分发掘古城墙背后的文化底蕴，从而更好地促进荆州的文化传承、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张治根强调说。

　　专家访谈

　　申遗是为了更好保护城墙

　　———对话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

　　文汇报：2012年，国家文物局决定，将南京城墙、西安城墙、荆州城墙、兴城城墙、台州府城墙、襄阳城墙、寿县城墙、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等8处的古城墙打包，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于去年提交申遗文本。在众多历史古城中，为什么会选取8处城墙申遗？

　　贺云翱：其实，申遗并非由哪些机构来筛选，而是由拥有明清城墙的城市自主、自愿地提出来。一开始，加入申遗队伍的只有江苏南京、陕西西安、湖北荆州、辽宁兴城，后来又加入了浙江临海台州府城墙、湖北襄阳城墙、安徽寿县城墙、安徽凤阳明中都皇城城墙。这些年，像河南开封城墙，河北宣化城墙、正定城墙，以及福建长汀城墙、广东肇庆城墙、安徽歙县城墙、贵州福泉城墙等等，也都提出来想加入申遗队伍。

　　8处城墙级别形制不同

　　文汇报：明清城墙在我国留存不少，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意义何在？

　　贺云翱：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意义重大。针对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强调对文物本体原真性的保护、管理，以及合理的利用、展示。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我们提出申遗，既体现了我国正在有意识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又是以实际行动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运动中，向世界展现不同民族的创造力、分享文化的多样性。值得一提的是，筹备申遗中，8个城市纷纷有意识地加强了对古城墙的保护。比如，原先遭到破坏的城墙得到修复，城墙周边的环境普遍得到改善，有的城市还专门新建保护机构，以前封闭的城墙也逐步向社会开放。这些都是根据世界文化遗产标准做出的积极改变。

　　文汇报：入选申遗队列的8处城墙，有哪些共性与个性？

　　贺云翱：年代上，8处城墙都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墙，不包括两汉、唐宋的城墙。第二个特点是结构上包砖、包石，不同于早期的夯土城墙。同时，这些城墙地处闹市，不是远离人间烟火的遗址或者废墟。此外，在建筑风格上，8处城墙的城门都是券顶，不同于宋代以前平顶的城门等等。

　　至于差异性，首先表现在城墙级别不同。南京城墙的地位最高，属于京师城池规格；西安城墙属于二级，封王城墙，即府城墙；荆州、襄阳、台州也是府城墙；兴城是中国仅存的明代卫城，曾一度做过县城；寿县以前作寿州，寿县古城墙是州级行政建制的城墙；凤阳明中都皇城是明太祖朱元璋以“中都规制”兴建的都城中宫城城墙建筑。其次，

　　8处城墙所处地域不同。西安地处关中平原、属于黄河流域，荆州、襄阳处于长江中游，南京处于长江下游，浙江临海属沿海地区。由此导致各地城墙在规划思想、平面布局、建筑用材、技术、城砖烧制、细部花纹雕刻等许多方面异彩纷呈。再次，各处城墙因所在城市微观地理地貌不同而构成了差异性。比如说，北方城墙多以方正见长，讲究中轴对称；南方城墙多以曲折为美，蕴含道教的灵活自由理念。这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南北差异的重要体现，也是8处城墙既互相关联补充又各呈其美而联合申遗的一大亮点。

　　呈现文明古国创造力

　　文汇报：明清城墙申遗进展如何？

　　贺云翱：我国是拥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文化大国，等待申遗的项目太多，不只是明清城墙在排队，很多项目都在排队。明清城墙申遗进程相对滞后，主要还有2个原因。一方面，各地政府的重视程度、参与的积极性不同。有的城市积极性高、动作大，率先具备申遗的条件，但有的城市可能就受多方面制约而“拖了后腿”；另一方面，8处城墙联合申遗，各地城墙“底子”不一样，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后期的工作不同步、不平衡。因此，所有城墙在短期内同步达到申遗要求的难度也比较大。

　　文汇报：为了申遗成功，还需从哪些方面来保护明清城墙？

　　贺云翱：首先是遵守法律。8处城墙都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的要求，对城墙本体及其环境进行保护。比如，城墙周边建设地带的控制，向社会开放展示的程度等等。不管是否加入申遗队伍，各地都要按照“国保”标准执行。其次，不同城市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安徽寿县对城墙内人口实行控制，并在城墙外划出新城区，逐步减少城墙内的人口、降低建筑密度。凤阳明中都皇城，因城内范围较小，故当地决定把老城居民悉数迁出，将皇城建成城墙遗迹公园。南京、西安等地严格控制城墙内外附近新建筑的高度，以期留下美观的“天际线”。总之，只要能够依法达到保护的目的就是好办法，无需套用一个固定模式。

　　文汇报：将来申遗成功，旅游开发会不会反过来破坏城墙本体？

　　贺云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文化遗产的目的，既是要保护各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安全，又希望各国人民有效展示、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后，旅游观光只是其中一方面，还可以拍电影、拍电视、发行图书、做文创，建设反映城市文化内涵的博物馆等等。其实，旅游不只是简单的经济行为，而是融入文化、教育、休闲、历史的综合行为。一旦明清城墙申遗成功，可以反映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伟大创造力，以及在现代，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所做的努力，并在全球视野下呈现我国明清城墙及其所包涵的古代城市文明的独特价值和经典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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