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骄傲》之刘守英：乡村与城市 眼界与世界

 

视频：《荆州骄傲》第十七季：刘守英 农村与城市 眼界与世界

　　荆州新闻网消息：收藏一座城市的荣耀，诉说荆州儿女的骄傲。观众朋友们，新年好！欢迎收看由纳海翡丽冠名播出的《荆州骄傲》，这里是第十七季“我从故乡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末？”这首简单的古诗，寄托着一种深沉的故土情怀。对于离开故乡的游子来说，故乡，只是少年时的逗留地，和数十年的留白处。然而，游子对故土的眷恋，纵使山高水长，也无法阻隔。2018年新春之际，我们一起聆听荆州儿女与故乡之间，血脉相通、心意相连的动人故事。今天的故事，就从一捧故乡的泥土说起。

　　那是1981年的夏天，洪湖岸边的戴家场寄木村，一位刚考入复旦大学的17岁少年，即将启程赴上海求学。母亲包好了一捧泥土，嘱咐儿子一定要带在身旁，到了异乡就不会水土不服。转眼38年时光飞逝，少年也已成为中年，离乡傍身的那一捧土，却被打上了永恒的乡愁印记。

　　少年雀跃的心，只想离开眼前的田野，奔向远方的繁华。当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当千帆阅尽蓦然回首，却发现儿时所养成的心性、味觉，已是缠绕一生的情结。

　　54岁的刘守英，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原副部长。自17岁走出洪湖，21岁获复旦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8年获复旦大学经济系硕士学位，同年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这一干就是28年。

　　刘守英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在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意见的28年里，刘守英对中国农村的多项研究成果，最终转化成中央政策的制定，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带来福祉。1988年，刚走出象牙塔的刘守英，开始参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试验。

　　位于西南部的贵州省，是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省份之一。为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包产到户后出现的新问题，刘守英和同事们在农村改革试验区湄潭县，重点探索“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土地制度。

　　如何处理人口变动与土地承包的关系，一直是困扰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难题。在刘守英等学者的实地调研和推动下，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2002年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在农村长大的刘守英，熟悉土地，了解农民，他始终怀着一份对父兄亲人的热爱，去调研、解决农村问题。每当中央有关于农村的重大政策出台，刘守英就会回一趟洪湖老家，村民对他的表情，就是对中央政策的态度。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市场经济增加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对农业沉重的税费收取，已经超过了正常的地租水平。当刘守英再次回到老家时，乡亲们却有意疏离这位服务于国务院智库的知识分子。

　　刘守英了解到，老家的农民开始逃离农业生产，将土地退还给集体。随着退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无人耕种，税费任务面临无人承担的局面。刘守英明白，农村出现的土地撂荒问题，与农民负担太重有关。

　　农民苦，农村穷，农业真危险，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探索解决“三农”问题根本途径，在刘守英等专家学者的助推下，中央决定自2000年起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这是中国农村继土地改革、实行家庭承包之后的第三次重大改革，也被看成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当刘守英为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殚精竭虑时，洪湖岸边那个朴素的村庄和朴实的乡亲，就是他最真实最有力的支撑。

　　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刘守英对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写在开放的广东大地上。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量外资抢滩广东，本地家庭作坊式小工厂批量涌现，珠三角的土地市场告急，“向农村要土地”成为大势所趋。

　　当时的佛山南海地方政府，没有采取土地征收供地的方式，而是让农民的集体的土地通过规划以后，直接转成建设用地搞工业和城市。1992年，刘守英来到南海，在全国率先启动集体土地股权制改革的探索。

　　这种做法被称为“南海模式”，并迅速风靡广东珠三角地区，佛山、广州、深圳等地的农村地区，相继进行了土地股份制改革，有效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进程。

　　长久以来，刘守英执着于探索中国土地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因为扎实的理论水平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012年，刘守英成为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学者之一。

　　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提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刘守英认为，农村政策落脚乡村振兴，路径从“城乡统筹”转向“城乡融合”，反映了中央对乡村的再定位，对过去重农业轻乡村的矫正。

　　与许多在城里长大的研究者不同，刘守英教授认为自己对城与乡之间的敏感，完全来自于亲身经历。他从农村来到城市，对各种城乡差距、城乡问题感同身受。他在文章《撞城》中写道：“对于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目的进到城里的农村人来讲，城与乡之间立着的是一堵难以逾越的墙。要翻越它，一方面必须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村人的制度性歧视，另一方面也需要你个人从里到外积蓄足够强大的能量。”

　　我当时在湖北洪湖一所普通中学就读。由于这所中学位于公社一隅，“城”还没有进入我的视野，当时支撑自己在这所学校苦读的唯一目的，就是考上后“吃上粮票”，在我们公社供销社门市部站个柜台。也就是说，当时的最高理想按学术术语讲顶多也就是“农村商业化”，绝没有当城里人的奢望！ ——刘守英《撞城》

　　改变命运的时刻发生在1981年，一张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让这个农村少年知道了上海，当他背着重重的行囊，告别乡土乡亲，进入大城市的大学时，他是惶恐不安的。

　　靠背题做题考进复旦的刘守英认为，巨大的城乡差异，在当时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记得进复旦后，我们的文艺委员来自同样是大城市——天津的一位高挑女生，组织我们去长风公园划船。看到小小的划子、窄窄的桨，还几个人坐一小船上一起用力划！我很好奇，城里学生为什么好这个！我们在洪湖用一根竹竿一使劲就让船跑老远，那什么劲啊！后来才明白，人家玩的那叫情趣！”

　　在农村与城市的碰撞中，在苦痛与欣喜交织的体验中，这位洪湖少年渐渐打开眼界，拉开视野。直到有一天，能够站到国家层面看世界。

　　眼界与世界，这是刘守英教授在采访中不断强调的，你能走多远，就是看眼界的变化。当人的眼界不断被打开，那这一辈子都不会停下来。刘教授停不下来，这些年曾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演讲，与世界顶尖的学者交流。2016年，他选择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将多年来对国家政策的实践研究，转化为理论知识。刘教授说和学生在一起，每天都是新的。我们也祝福刘教授在新的一年，春华秋实，硕果累累！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明晚8点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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