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行：郭沫若眼中的沙市

　　(抗战时的郭沫若)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秘书长贺衷寒和郭沫若都有专用小汽车，贺衷寒的车前几天送家眷外出未归，他本人原打算坐船走，但因为22号这天《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部分人员乘坐的新生隆号轮在西撤途中被日机轰沉，死了不少人，他感到坐船不安全就非要坐车走，郭沬若只好将自己的车让给了他，自己与胡愈之乘船撤离武汉。

　　郭沫若乘坐的那条船为了躲避日机轰炸，时走时停，两天的航程居然走了四天，直到10月28日下午才停靠沙市码头。武汉的弃守早巳让沙市这座滨江小城变得不安宁，沿汉宜公路滚滚而来的人流和车流，还有从沙市码头上岸的人群和物质将沙市搅得一团糟。

　　郭沫若(中)为《塞上风云》摄制组送行

　　“沙市的动乱看起来比武汉还要厉害。秩序是紊乱透了，市面总有好几天没有打扫，商店多只是半开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那几天，车滚马腾，天崩地塌，把整个沙市闹得来只有沙没有市”(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政治部第三厅下边有个战地文化服务处，总站设在汉口，同时长沙、桂林、上饶、西安等地设有分站。由于沙市是长江中上游的重要港口，总站就在那里设了个沙市总处，加挂鄂西宣传总站的牌子，负责人是刘明凡(建国后曾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

　　(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第一期)

　　郭沫若和胡愈之上岸后，经临江马路上了中山马路，他俩正在找路人打听沙市总处的位置时，却碰见了冯乃超(建国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38年4月郭沫若奉命组建第三厅时，田汉、洪深、冼星海、冯乃超等一批知名文化人都被召到他的手下。冯乃超出生在日本横滨一个华侨家庭，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是新文化运动时创造社的一员干将。他在第三厅的身份虽是第七处三科科长，但实则是中共设在三厅的特支书记，在副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

　　冯乃超见到郭、胡二人十分兴奋，说他26号就从长沙开辆卡车来沙市，是专程来接他俩的。他们三人很快在中山马路聚兴诚银行旁找到了沙市总处，刘明凡一见到郭沫若就告诉他说:周恩来副部长在25号乘车到沙市，在聚兴诚银行住了一夜，已于26号渡江去公安南下了。

　　李宝常(中坐者)、童月江(着黑衣者)与张大千兄弟在苏州网狮园

　　郭沫若是中将衔的厅长，按说他到了沙市，本地的军政负责人应出面接待他，可能是时局太乱，那些头面人物一个都没露面，只有沙市商会的童月江出面为郭沫若一行接风洗尘。

　　童月江是四川巴县人，秀才出身，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与对清荆州驻防八旗军的劝降。民国初期他定居沙市经商，是沙市川帮商人的老总和红帮大哥，还是沙市天主教教友会的会长，也称得上是个有身份的人。童月江知道郭沫若是个大文人，本想请本地的大书法家李宝常来陪他吃顿饭，李宝常在日本留过学，还在前清做过官，辛亥革命后才隐居沙市以卖字为生。但李宝常这人性情孤傲，童月江邀他陪客时竟被他一口婉拒，童月江就只好另请了两人：一个是朱畅九，他是朱元璋之后，家住沙市九十铺下街，大门口挂一块匾，上书“宝训堂朱”。朱忏疚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抗战前回沙市闲居。他还是个居士，平时以研究书画为乐；另一个是黄馨陔，他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在沙市崇文街办私塾，因写得一手好书法，后常在纸铺里当“写字匠”，靠写对联和招牌赚些收入维持生计。

　　(书法家黄馨陔)

　　郭沫若是书法大家，见席上有两位同道中人，就边与他俩聊书法，边问些荆沙历史文化方面的事。其实童月江与朱、黄二人最关心的是日本人会不会打到沙市来，当他们向郭沫若问这个问题时，他哈哈一笑说：“这话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回答，因为只要他们高兴来，便随时都可来”(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那天晚饭吃得较早，饭后朱、黄二人提出陪郭沫若去中山路上的鲍乾元纸铺看看，那是一家经营文房四宝并兼营古玩的店铺，在沙市也算是一家大店，黄馨陔就常在那家店里写字。

　　中山马路是一条横贯城区东西的长街，是沙市的商业中心，往日里人来车往，川流不息，如今却因战乱萧条了许多。“饭后，天色还没有黑尽……看到有两三家类似荒货店又类似骨董店的铺面，并没有关门，那却诱起了我自己的一个野心一一。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在这样并不能算是头等的通都大邑的口岸上，说不定会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埋藏着，待我发掘的？假使有个把殷、周的古器，那才是新大陆呢”(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1927年国共分裂后，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后他去南昌与朱德、周恩来、贺龙等组织了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被蒋介石通缉，便于1928年逃往日本避难。郭沫若在流亡期间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金文，1930年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沫若在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与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并称为“甲骨四堂”。

　　郭沫若进店后看得十分仔细，但却没有发现他希望看到的殷、周古器，只有一面汉镜和一对小铜花钵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发现那对铜花钵上各有一条龙和一个太阳，底上铸篆体“内用”二字。他猜想这应该是三五百年前的旧物，且属于明王朝的皇室用品，很可能是李自成的队伍南窜时丢下的。朱畅九和黄馨陔是熟悉地方史的人，知道在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队伍曾来过沙市，清《荆州府志》、《荆变纪略》对此有记载，因而都觉得郭沫若说得有道理。郭沫若后来花两块钱买下了镜子和花钵，只当是来沙市一趟的纪念。

　　(郭沫若下榻的聚兴诚银行)

　　当天夜晚，刘明凡将郭沫若安排在聚兴诚银行楼上住宿。刘明凡告诉郭沫若：周恩来副部长前几天也是住在这里，他来的那天下着大雨，周副部长浑身是泥，显得疲惫不堪。招待他吃了饭后，用门板搁了张床，他和衣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匆匆南下了。

　　第二天清早，郭沫若去沙市总站找到冯乃超，他们在经过一座有岗哨的院子时，郭沫若见里边聚集着一大群乞丐样的人，便好奇地进去看了看。“疑似乞丐的那一大群人，实际上并不是乞丐，而是一批比乞丐还不如的壮丁。那真是一个惨目的光景！那些壮丁们在每一个人身上穿着一件卫生衣，不用说是暑天穿上的，本来的白色已经变得和泥土一样了。大框小洞，带片披襟，甚至有的一边袖筒短了一截，大多数是没有穿裤子的，头发和胡子至少有三个月没有剃。每一个人都在冷得发抖，周身的皮肤在土色的质地中蓝一处、紫一处的显些不规则的斑痕。有的人看来连站都站不牢了，有的挤着坐在一团，也有极少数倔强的人在行动着，地上略略有些稀疏的稻草”(引自郭沫若《洪波曲》)。

　　郭沫若问那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到这多久了，一天吃几顿饭，是什么人在管他们。但被问的人只是冷漠地看着他，谁也不出声。“我恐怖起来，那每一个人的眼睛中的冷焰，似乎随时都可以爆发。我不寒而栗了”(引自郭沫若《洪波曲》)。随后郭沫若才从站岗士兵那了解到这些人都是从四川送来的，正在这里等待战区派来的人编队。

　　郭沫若见到冯乃超和刘明凡后，将刚才见到的情景对他俩说了，并嘱咐刘明凡马上去调查一下，将情况向上边报告，以设法干涉一下，尽早改善这些壮丁的悲惨状况。交代完这些后，郭沫若和胡愈之上了冯乃超的卡车，而后直奔沙市码头，从那里渡江去了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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