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县义星村土地经营改革出新意——“三块田”破解“谁来种田”

　　当地流转后的农田平整方正，适合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耕种。 （通讯员 谷少海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汉昌 罗序文 王丙全 通讯员 夏峻 王文初

　　阅读提要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全球占比不到10%，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乡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且看公安县义星村土地经营改革出新意……

　　有道是农忙无闲人，眼下公安县狮子口镇义星村的田间地头，却难觅农民身影。

　　在十组路边一块5亩大小的水稻田里，57岁的彭德云穿着长筒胶鞋，跟在旋耕机后清理杂草。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广袤的田野里，彭德云形单影只。

　　“老彭是村里最年轻的庄稼汉之一了。”村支书肖文涛介绍，壮劳力纷纷进城务工，如今村里不满60岁的劳动力仅剩10来个。

　　统计数据显示，公安县16个乡镇42万劳动力，共有22.4万人在外务工，义星村不过是一个缩影。

　　40多年前，小岗村18个庄稼汉冒死摁下红手印，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吃饭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市场主体竞相下乡，双向流动之中新的人地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土地碎片化、种田低效化……“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土地经营陷入困局。

　　我国现有耕地面积19.179亿亩，全球占比不到10%，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的人口。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乡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新时代的“三农”工作，突破口在哪里？

　　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土地变成“烫手山芋”

　　——小农户经营模式走到非改革不可的紧要关口

　　湖广熟，天下足。公安县地处两湖平原，是全国重点粮棉油生产基地，境内平畴沃野。

　　义星村远离公安县城，在高速公路和省道畅通之前，交通十分不便。这里河湖纵横，是有名的水窝子。在相对封闭的一方水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生产力，6400多亩耕地养活了500多户2500多人，曾是鸡犬相闻的热闹村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潮兴起，年轻人快步离乡进城。到2014年，全村只剩1300多名留守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和60岁以上老人，30至40岁之间的壮劳力仅有5人。

　　人走田荒，乡村开始没落。重病症患者一度多达48人，贫困人口48户156人。贫困发生率16.9%，比全县高出近一倍。

　　“日子过得苦巴巴的，年轻人选择到外面打工，但村民致富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时任村支书黄云才回忆，彼时村集体没产业、没收入，还欠下100多万元债务。

　　抛荒地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扎眼，痛心，也领不了粮补。村干部为了少受批评少受气，挨家挨户劝村民种田。留守村民说：“自己的田都种不过来，还要田做什么？”在外务工的村民有的请人代种，有的由亲戚朋友随意种，有的宁肯荒着，“转给别人，以后要不回来怎么办？”

　　鱼米之乡不再鱼欢稻香，田地竟然成了“烫手山芋”。

　　“问题是种田收益太低了。”黄云才说，一亩水稻毛收入约2000元，种子、化肥、农药就得1000多元，刨去人工，落不下几个钱，旱田收益就更低。遇到水旱灾年，种田还要倒贴，“种一年田不如打一月工，这田谁还种呢？”

　　义星村有水田有旱田，依据水源、交通、土质等，分成三六九等，为公平起见，具体分到每家每户的承包地，东一块、西一块，七零八落。

　　二组村民张家新说：“家里不到8亩田，被分在五六个地方，最小只有几分田，耕、种、收都很麻烦，收割机动不动就过了界，闹了不少矛盾。”

　　承包地碎片化，是家庭联产承包的普遍性问题，与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发展大趋势相悖。温饱问题解决后，各村纷纷进行改革探索。

　　公安县麻豪口镇沙场村从2014年底开始，用了近一年时间，按照“一户一田”的原则，率先将全村七零八落的田块集并起来，规模化发展虾稻共作，亩均收益达到5000至10000元。

　　一些市场主体看到了商机。

　　大自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汪华，正是此时受黄云才之邀，前往义星村考察。他有意承包一两千亩水稻田发展虾稻共作，结果全村连一块100亩的完整田块都找不到。“土地太零碎了，不适合机械化耕作。农户们意见也不一致，扯皮拉筋的事肯定多，这事没法干。”汪华临走对黄云才交了底。

　　一边是农民有田不愿种，一边是市场主体想种田却没有连片大块土地。

　　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家庭经营模式，日渐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和桎梏。

　　兼顾不同农民群体诉求，循序渐进推行“三块田”

　　——基层农村干部和农民摸索着进行土地经营改革

　　黄云才是土生土长的义星村人。他在福建务工多年，脑勤手快，深得老板赏识。2006年返乡结婚，2011年30岁时全面主持村里工作，任支书长达10年。

　　故土凋敝，黄云才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小农户种田模式不改不行，今后的农业一定是规模化、机械化、市场化。”2015年5月，黄云才和村里34户村民达成协议，流转了200多亩抛荒地，每年每亩向农户支付500元租金，带头试水规模化种植。

　　因为人口增减、面积不准、登记簿不健全等因素，我省此时出台政策完善二轮土地延包，要求尊重农民意愿，坚持大局稳定、适度调整。在地块过于细碎的地方，鼓励农户之间互换并地。

　　这正是一个既落实政策，又适度调整土地的良机。黄云才和村“两委”一班人反复讨论，有了一个大致方案：在保证农户确权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将“一户多田”改成“一户一田”，既方便农民耕种，也为土地成规模流转做好准备。

　　2016年新春伊始，义星村50多位村民代表齐聚村部，召开一年一度的“开工会”。

　　黄云才试探性地抛出了调田的思路。会场一片沉寂。

　　十一组组长刘绍清心直口快：“调田？这是动农民的命根子，矛盾大得很，干吗要去捅这个马蜂窝？”

　　村民代表都是留守在家的庄稼汉，几乎人人反对。

　　“刚刚确了权，怎么又去调整？”有村民拿出政策来理论。

　　“村里的田分三六九等，要是调到差田怎么办?”村民吴克武顾虑重重，他的田挨着村泵站，水源好得很。

　　“谁愿意调谁调，反正我的田不能动！”村民冯长春捡了30多亩别人的抛荒田，心里打着小算盘。

　　这次，黄云才唱了独角戏。

　　但他不甘心，一有空就到有威望的村民家里做工作，征询意见。在不断的交流中，调田的方案逐渐明晰。

　　转眼到了秋收时节，冬播马上开始，黄云才意识到，这是当年最后的机会。

　　9月，义星村又一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黄云才现身说法，自己承包的200多亩田地，种子、化肥全是批发价，耕种、收割都是机械化，每亩成本少了将近400元。他告诉村民代表，土地集并再分配，充分尊重大家意愿，愿意种田的可以继续种田，村里还会把这些农户的田集中调到最好位置。

　　黄云才提议，为方便以后规模化流转，全村以小组为单位，把耕地统一集并为三大块，“第一块田”为同意流转的，“第二块田”为边种边看的，“第三块田”为农户继续耕种的。“三块田”相对集中又相互连通，每一大块里都是“一户一田”，面积与此前确权的面积一致，只是改变了地理位置。农户一旦改变主意，随时可以调换田块。

　　反对声比春天时大为降低。争论在各组继续展开。9月28日，义星村三组50名户主在一张稿纸上郑重签下了名字：李玉坤、蔡前圣、陈修林等36人同意田地转出，李方明、邹应风、秦明军等12人要求“不动”，范为英、汪敏两人弃权。

　　一个月下来，13个小组几十场户主会热烈争议，全村549户有397户签字同意调田，占比72%。

　　10月底，义星村趁热打铁再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正式启动调田工作。然而，剩余“28%”才是难啃的“硬骨头”。

　　田没开始调，举报信就到了镇里。调查组弄清事情原委，核查了农户签字表，认定“三块田”改革并不违反政策。

　　11月上旬，各小组按照“一户一田”的原则，将耕地大致分块、编号，采用抓阄形式调田。户主先“抓”顺序，再“抓”田块。

　　在十一组抓阄现场，第二轮刚进行到一半，一名村民突然抓起一把阄塞进嘴里。村干部赶紧制止，现场重新制阄才把田分了下去。

　　开始打桩划界后，一些农户对“抓到”的田块不满意，和村干部唱起了对台戏。头天刚打好的桩，第二天就被拔得干干净净。其中有一块田，一周内被拔了4次。

　　到12月，“第一块田”集并了220多户的1000多亩田地，义星村“三块田”改革在争论中推进。

　　市场主体开展规模化经营，“三块田”渐成“一块田”

　　——农村土地经营改革打开了突破口

　　5年来，“三块田”改革的红利，在义星村日益显现。

　　碎片化土地变成了三大块，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成为现实。

　　一批年老的留守村民，得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曾经望田却步的市场主体、种养大户，纷纷流转土地，有规模地开展农业生产。

　　2016年底，首批腾出的1037亩水稻田，被大自然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纳入囊中，用来发展虾稻共作。第二年，凌云家庭农场陆续从村里流转了1001亩旱地，种植吊瓜、蔬菜和葡萄。

　　一批种养大户行动起来，少则二三十亩，多则一两百亩，和农户达成流转协议。当年反对调田的冯长春，从农户手中流转30多亩田地开展虾稻共作，亩均收益3000多元。

　　根据流转协议，农户每亩每年可获500多元的保底租金。

　　2017年，义星村顺势成立劳务合作社，将闲散的留守村民组织起来，统一为市场主体和种养大户提供生产服务，每年劳务收入近百万元。

　　“往年这个时候，我还在田里刨着呢！”曾经的贫困户张家新每年在合作社打零工，一年增收3万多元。

　　汪华介绍说，每年3至6月小龙虾上市，都需要雇请村民帮忙捕捞，4个月时间人均可挣2万多元。

　　看到流转土地的村民两头赚，一些过去犹豫的农户主动找到村委会，要求将耕地流转出去。今年4月，81岁的村民田志荣，被儿子拽到村委会，“强行”将其14亩地流转给了合作社。

　　据统计，2017年底，义星村共流转土地2000多亩，2018年底增加到4000多亩，如今村民自种面积仅剩1000多亩。

　　过去仅靠水塘子收租的义星村村集体，也开始有了稳定收益。从2021年开始，义星村向两家市场主体收取每平方米耕地每年0.05元的组织服务费用，仅此一项每年就有10多万元。

　　肖文涛认为，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市场主体进驻，“三块田”迟早要变成“一块田”，小农户种田比例会越来越低。

　　类似变化，也在公安县其他乡村发生。

　　章庄铺镇欣荣村曾是省级贫困村，2017年分两批将全村10500亩耕地整体流转给鑫盛农贸公司，其中4200亩纳入全县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另外6300亩由鑫盛农贸公司自行投资改造。该公司每年种植优质水稻近9000亩，并配套大米加工产业，产值达2500多万元。

　　近些年，公安县因地制宜推广土地规模流转，新增农业新型主体1200余个，引进6个万亩以上和28个千亩以上市场主体，发展虾稻共作、葡萄等特色产业，有效解决了过去农村空心化、土地碎片化、种田效益低下等问题。公安县被推介为“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

　　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粮食产量却越来越多。2017年至2021年，公安县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近58万亩，总产量增长近22万吨。公安县连续多年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公安县乡村振兴办主任罗金海说：“公安县要实现从农业大县到农业强县的跨越，必须在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上做文章。引进市场主体、引导种植大户来种田，解决好了‘谁来种田’，‘怎么种田’就可以迎刃而解，那就是开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种田。”

　　省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局长张清林称，义星村的“三块田”改革，是农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完善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确保了粮食生产安全，实现了村民、村集体和市场主体的互利共赢，土地的文章越做越深，越做越新，越做越好。

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