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的楚国：中国文明的另一种可能(组图)

　　壮美的建筑、绮丽的歌舞、精湛的技艺、博大的典籍……那是楚文化的前世。当秦人将所有这些付之一炬，两千多年来，历史只记住了一个抽象的楚国，然而，今天，考古学家为我们复活了一个地下的楚国，这里有无与伦比的青铜器、丝织和刺绣品、漆器、美术和乐舞……这些精彩绝艳的工艺与乐舞，与老庄哲学和屈庄文学一起，构成了楚文化的六大支柱。这是楚文化的今生。它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充满质感、色彩和温度的楚国，也诉说着中国文明的另一种可能：一种充满了浓厚自由空气的可能。

　　流丽灵动的楚国玉器

　　楚文化是东周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楚人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征的一种文化，其发祥地及中心地带在今天的湖北一带。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的概念，这些出土文物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图中是楚墓中出土的玉器。楚国玉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玉器中的翘楚，多线条流畅，柔婉细腻，回环逶迤，不师先法，富于变化，充满节律感及运动美。摄影/郝勤建

　　最遗憾的是还没有挖出楚王墓

　　深冬的江汉平原，棉田里剩下一片片枯黄的空秆，油菜嫩绿，连向无际的远方。有时，路边会闪过一个低缓的小丘岗，或几处小土堆，与村子里的楼房差不多高，给单调的天际线增加点波折。平原人家没有见过山，往往把这些不过10米高的土堆夸张地称为山，或者更形象地呼为冢子。

　　有趣的是，民间智慧与专业意见在这点上居然重合。去熊家冢的路上，荆州博物馆考古队副队长赵晓斌指点我注意车窗外的土堆，说：“许多冢子真的是坟包，也就是考古上说的封土堆，多半是楚墓。楚墓有个特点，找到一座，附近往往有几十座。”

　　荆州遍地楚墓，因为附近的纪南城即战国时期的楚都遗址。纪南城因位于纪山之南而得名，遗址平面是个长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我们登上小土岗瞭望，但见平野苍茫，散落着田亩、菜园、池塘和村庄，一派平和安详的景象。赵晓斌说，我们正站在古郢都东南角的烽火台上，从脚下向西延伸出的那道若隐若现的小土坡，就是当年夯土建造的南城墙。南门外原来是长江，有水门与城内河道相通。我们往北穿过松柏村，水泥路两侧绿油油的菜地里，不时隆起一两个荒芜的小土包——那是当年楚宫的台基。

　　上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界对纪南城遗址进行了全面钻探勘测，弄清了纪南城的布局，确认纪南城为楚国都城。但是，到底楚国在纪南城建都多少年，学术界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纪南城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楚都，历时400多年；另一种观点认为，纪南城只是战国时期的楚都，历时220多年。

　　“纪南城西北角，发现有一些春秋时代的小墓，如果当时是都城，墓不可能埋在城里。我们在周边挖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是战国墓，很少发现春秋墓。”荆州博物馆王明钦馆长客观地说，“考古界比较一致的看法，都认为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楚都。楚国争霸主要发生在战国。所以，我们这里虽然只是楚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段，然而却是楚国最强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墓葬等级高，出土最丰富。最遗憾的是还没有挖出楚王墓。”

 

　　北有秦皇兵马俑，南有“楚王”熊家冢

　　 熊家冢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年代为战国中期。熊家冢殉葬墓和车马坑已经发掘结束，主冢及陪冢尚未发掘。大车马坑是131米长的双排坑。

　　大车马坑中有3乘为1车6马，按照周礼，只有天子可以驾六，可见其等级为帝王级别。摄影/和崴

　　战国时代的纪南城，是中国南方最繁华的都市，人口数十万，七八位楚王和无数高级贵族死在这里，附近出现了庞大的墓葬群。刘德银先生《纪南城周围的楚墓》说：“据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纪南城周围分布大小楚冢约有1500余座。其中封土冢直径超过100米，高度在10米以上的大型封土冢约有80余座，这些大型封土冢有的极有可能是楚国的王陵。”

　　纪山在纪南城北不远，属荆山余脉，最高海拔102米，低矮的山冈上散布着众多封土堆，最有名的是大薛家洼南北大冢。在一片松林里，这两个浑圆的大型封土堆宛如两个小山头，遥相呼应。北大冢北面，还有4排略微隆起的陪葬冢。赵晓斌说：“楚墓的基本规律我们已经弄清楚了，一般是楚王墓在南，娘娘墓在北，头向朝东，车马坑在西。这里的规模比熊家冢更大，肯定是楚王墓。”

　　麻烦的是盗墓贼也持同样观点。层出不穷的盗墓事件，让沙洋县纪山镇文物管理所深受困扰。他们在山顶建了一个高高的瞭望塔——纪山塔，配置防爆破盗墓监控报警系统，还聘请兼职人员巡逻，昼夜监控。死了两千多年的楚王，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着高规格的严密保护。

　　荆州市川店镇双宗村的双冢，是矗立村中的两个连体大坟包，高过周围的民房。当地百姓说，双冢中间原来只能过一匹马，现在拓宽成了一条公路。登上种满青菜的西冢，上面还有两座现代人的小双冢，寒碜极了。人人皆知，双冢就是楚王和娘娘墓。川店镇文物保护管理所在东冢边建了一间“双宗街哨所”，贴身看护。楚王墓的诱惑让人舍生忘死。2006年底，一群亡命之徒租用了附近一个废弃粮仓，往地下打横洞盗墓，警方及时抓获了11名盗贼，其中两名被判死刑。

　　荆州地区怀疑为楚王墓的还有不少，考虑到历史责任，我们最好还是充当它们的看护者，而不是发掘者，除非抢救性发掘。熊家冢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已经进入了抢救性发掘阶段。

　　熊家冢位于荆州市川店镇西北部，一道围墙把主冢、陪冢、车马坑和南面92座殉葬墓围了起来，却把北面35座殉葬墓挡在围墙之外，那是当阳市的地界。1958年修建水渠，熊家冢墓地曾受到严重破坏，部分墓口暴露。2006年8月，荆州博物馆开始对熊家冢进行抢救性挖掘，几年过去了，殉葬墓和车马坑已经发掘结束，考古现场，只剩下两座最重要的墓葬原封不动：主冢的封土堆高7米，长着两株歪歪扭扭的小松树，陪冢则是一片微微隆起的草坡。

　　熊家冢挑动了人们的好奇心，墓主会是楚王吗？

 

　　湖北楚文化遗址分布图

　　 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及重要的考古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荆楚地区发现的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遗址、墓葬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至迟到春秋时期，以荆楚民族为主体、以楚国为中心的楚文化体系已经形成。至战国时代，楚国继续扩张，占有长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并控制了今河南、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域，成为“战国七雄”中疆土最广阔的政权。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楚王世系图

　　楚国大事记

　　1、西周初年，鬻熊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投周文王。周成王封熊绎为楚君，楚国正式诞生。这时楚人活动区域仅限于荆山和沮河、漳河上游。

　　2、熊绎第四代孙熊渠，整军习武，开疆拓土。西攻庸国，东讨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国力增强。

　　3、公元前740年，不满国大爵小的楚君熊通自立为“武王”。自此楚君皆称为“王”。

　　4、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元年，楚都正式定于郢。

　　5、成王熊恽时，在宰相子文的治理下楚国更加强盛。公元前638年在泓大败宋襄公后，楚国进一步向中原挺进，并加强了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控制。

　　6、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败，未获霸主之名，然楚实力仍很强大。

　　7、楚庄王熊侣励精图治，国力日盛，征服群蛮、百濮。公元前607年楚庄王亲领大军北上，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8、公元前546年，十四国在宋国召开“弭兵大会”，签订盟约，霸权由晋、楚二强平分。史称“向戌弭兵”。

　　9、楚平王熊居时，吴楚两国发生边境冲突，楚军攻入吴境而还，吴军尾随楚军，趁其不备大败楚军。

　　10、楚昭王熊珍时，吴军攻破楚都郢。

　　11、楚惠王熊章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年秋，楚攻越，盟于敖(今浙江滨海处)，楚国势力已东及海。

　　12、楚悼王熊疑任用吴起变法，一时兵强马壮，横扫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13、楚威王熊商后期，成为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巴蜀，东至大海，幅员空前广阔，进入最鼎盛时期。14、公元前224年秦王政大举伐楚。次年，攻陷都城寿郢，俘获楚王熊负刍，绵延800余年的楚国就此而亡。

　　郢都：跟随楚王称霸半个中国的脚步迁移

　　楚文化热潮是考古推动的。古史关于楚国的记载十分简略，随着大量器物、文书的出土，一个湮没已久的王朝轮廓逐渐浮现。

　　屈原的《离骚》，第一句话自叙家谱：“帝高阳之苗裔兮……”这个高阳，即颛顼帝，又称炎帝。许多学者认为屈原有点攀龙附凤，楚王族真正可以追溯到的始祖应该是火神祝融。传说祝融为高辛帝(舜帝)的火正。古代的职业往往家族世袭，夏朝和商朝，祝融的后代一直担任朝廷的司火之官。火正的职责主要是观象授时、点火烧荒和守燎祭天，涉及农业、天文、历数、祭祀等方面，实际上是大巫。

　　大约在商末，有一支祝融的后裔离开中原，南迁到豫西南的丹水流域，其部落首领鬻熊曾归附周文王。约公元前1010年，周成王封鬻熊之孙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史记·楚世家》)。周朝分封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熊绎只不过一个子爵，等级较低，所封之地五十里。但此事意义深远，熊绎正式厕身于周朝诸侯之列，开创了楚国的八百年基业。

　　楚国的早期历史还很模糊。熊绎被封的丹阳到底在哪里，历代聚讼纷纭，今人多认为在河南丹、淅二水交汇的淅川。该地土著居民古称三苗，周初称楚蛮(或荆蛮)，是广泛分布于江汉地区的南方苗蛮集团的一部分。日后，楚国的扩张，主要是往东和往南，仍以南蛮部族的区域为主。从楚国的人口构成看，上层统治者楚公族来自北方华夏集团，下层主体居民为南方苗蛮部族。楚文化因此有中原文化和南蛮文化两大来源。

　　西周封国近百，相互攻伐，历代楚君竭力经营，疆域逐渐扩大。楚君的一块心病是封号太低，老是被人叫做楚子，不如宋公晋侯郑伯神气。第6代楚君熊渠扩张到汉水中游，踌躇满志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自封三子为王，旋因惧怕周厉王讨伐，主动去除王号。公元前704年，第17代楚君熊通荡平邻国，征服江汉平原，又向周天子请求提高名号。不许。熊通大怒：“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自立为楚武王，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

　　楚武王死，子熊赀即位，是为楚文王。公元前689年，楚文王迁都于郢。从此，郢成了楚国国都的固定名字，仿佛一件随身携带的行李，楚都迁到哪里，哪里就叫郢，让后世学者晕头转向。楚文王所迁郢都的地望，学术界观点不一，多认为在今湖北宜城楚皇城。

　　楚皇城位于江汉平原北部宜城市南郑集镇皇城村内，平野辽阔，汉江绕其东静静流淌。已近黄昏，宜城博物馆熊副馆长带我匆匆转了一圈。西门、小皇城、金印冢、东城墙、烽火台炊烟四起，麦苗青青，城郭遗址依稀。宜城考古专家李福新先生说，楚皇城城址为战国中期建筑，底部叠压有春秋中晚期的文化层，结合考古和文献双重证据看，楚皇城为楚国春秋中晚期郢都无疑。他说，从楚文王迁郢，历经楚庄王称霸中原，问鼎周室，到公元前505年伍子胥率吴军灭郢，楚皇城为楚都180余年。

　　伍子胥灭郢是最传奇的春秋故事之一，多种史籍均有记载。楚平王听信谗言，以为太子要谋反，杀太子的老师伍奢及其子伍尚，伍奢的另一个儿子伍子胥逃到吴国，发誓复仇。可是，一介匹夫如何向一位国王复仇呢？多么艰难啊！但是伍子胥做到了，当他率领吴军攻入郢都时，楚平王已死，其子楚昭王仓惶逃窜。伍子胥掘平王墓，鞭尸三百。暮色中，回想2500多年前伍子胥复仇一幕，令人唏嘘。

　　匹夫之怒，改变了历史。楚昭王迁都江陵，是为栽郢，即今荆州纪南城遗址。

 

　　楚人信巫鬼，重祭祀

　　 《汉书•地理志》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是指楚人原始宗教中泛神论的倾向。楚人的精神世界中，保留了许多氏族社会的遗风，原始的宗教狂热即为具体的表现之一。在初期楚人是以拜日崇火尊凤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疆域的扩展，楚人除了保留本氏族的传统信仰之外，还把征服的各地的神灵兼容并蓄于自己的意识之中，逐渐形成多元的信仰。由于楚人信奉的神灵众多，所以祭祀的对象很多。楚国公室所格外重视的，是祭祀祖先和大川。祭祀的作用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宠百姓”，使“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当时祭祀礼仪必须依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之序而行，实质上是借神的力量来明确参加祭祝典礼者的身份等级，因而被当作国家大事。绘图/李楚杨

　　楚国毕竟是大国，虽受重创，但经楚昭王、楚惠王等君王励精图治，又走向中兴。不久，楚国的世仇吴国被越人所灭；再然后，楚灭越，成为南方唯一的大国。战国中期，楚国进入全盛时期，其疆域北至陕南，西抵巴蜀，南达五岭，东临大海，几乎领有半个中国。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楚国吞并了数十个国家和部落，海纳百川，融会贯通，从一个中原文化的仿效者，变成一种独特地域文明的创造者。正是在定都纪南城的220年时间里，楚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面目，光华灿烂，臻于完美。

　　纪南城高耸的城墙与宫殿，早被战火焚毁，又被潮水般的光阴冲刷，只剩下一片沉默的沃野。如果不是考古学家们刨根问底，谁会想到这是屈原当年恋恋不舍的郢都？幸好屈原早已投水而死，没有看见那最悲惨的一幕：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史记·楚世家》)。

　　纪南城覆灭，楚国元气大伤，楚文化也进入滞缓期。楚国迁都陈城(今河南淮阳)，是为陈郢；再迁都于寿春(今安徽寿县)，是为寿郢。公元前223年，秦王嬴政发动统一中国的战争，派大将王翦率60万大军伐楚。楚灭国。

　　他是一位楚王

　　尘世间的繁华是易逝的。壮丽的城池，奢华的宫殿，隆重的礼器，绚烂的歌舞，精湛的技艺，丰富的典籍，楚人创造并引以为豪的一切，被秦人付之一炬，抹去所有痕迹。两千多年来，历史只记住了一个抽象的楚国，一个诞生了无与伦比的哲学与诗歌的楚国。

　　先秦哲学，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前者产自北方，后者源于南方。相传楚人的祖先鬻熊曾留下《鬻子》一书，该书虽属伪作，却与道家的早期思想颇有渊源。《老子》的作者，司马迁已经弄不清楚了，列出李耳、老莱子或太史儋三说，并指出前二者均为楚人。庄子是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宋为楚所灭，蒙亦并入楚地。

　　“老庄哲学属于楚文化范畴没问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先生说，“老子学说源于楚人的思想传统。所以有人说，老子即使不是楚人，老学也一定是楚学。庄子在楚国做过官，漆园吏，《庄子》著作里涉及了大量的楚地人和物。”

　　文学上也存在南北分野。《诗经》是北方文学的代表，质朴、严谨、写实，属于现实主义。《楚辞》代表了南方文学的基本风格，绮丽、奇诡、想象丰富，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传统。二者构成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事实上，浪漫主义更切近文学的本质。

　　在秦始皇对历史记忆的严厉清洗中，只有个别楚人著作逃过劫难，成为中国文化中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经典。两千多年来，我们一直以为这就是楚人留下的全部遗产。我们只了解楚人的部分精神世界，缺乏关于他们的细节和物质记忆，如同一个天上的国度。或许因为存世太少，长期以来，楚文化不得不屈居北方文化的配角或镜像，例如道家成为儒家的补充，浪漫主义成为现实主义的补充。

　　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

　　 楚人的青铜铸造工艺可谓独步一时。楚人在南进过程中占领了铜料主要来源地湖北铜绿山古铜矿，并掌握熟练的冶炼技术。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楚人的准则是创造。他们所追求的，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表现自己的风格和气派。

　　在铸造工艺上，他们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超过中原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

　　青铜器的数量多，种类繁，将纤丽清秀的楚风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器物附饰制作之精、纹样之巧世所罕见。

　　谁曾想到呢？还有一个地下的楚国，仿佛静静蛰伏于幽暗中的信使，在时间中耐心等待。这些失传已久的楚国物质文明重见天日，大大拓展了楚文化的疆域。

　　中国到底保存了多少楚墓，谁也说不清。据高崇文先生的《考古楚文化》，在迄今发掘的东周墓中，楚墓占了80%，仅湖北、湖南就已发掘了上万座。楚人素有厚葬的传统，事死如事生。高级贵族长眠地下，往往埋入大量青铜礼器、漆器、玉器、乐器和竹简陪葬，俨如一座小型博物馆。建国以来，江陵望山楚墓的越王勾践剑(1965年)，大冶铜绿山的古矿冶遗迹(1973—1980年)，江陵纪南城址遗迹(1975年)，随州曾侯乙墓的成套编钟(1978年)，淅川下寺令尹子庚墓的铜器(1978年)，江陵马山1号墓的丝织品(1982年)，荆门包山竹简(1987年)和郭店楚简(1993年)的出土，都一再震惊世界，改变我们关于中国早期文明的某些看法。

　　然而，它们都不是楚王墓。从已发掘的情况看，熊家冢的规格，远远超越了上述楚墓。以陪葬的大车马坑为例，131米长的双排坑，排列着马车43乘，马164匹，气势宏大，其中3乘为1车6马。周礼：天子驾六。可见其等级为帝王级别。当年的香车宝马，皆已朽烂成泥，比剪纸还要轻薄。主冢虽未发掘，但经过多次勘探，考古人员对封土堆下的情形已相当了解：墓口为正方形，边长约67米，东边的斜坡墓道长36米，从冢顶到椁盖板21米，椁室面积约400平方米……

　　官方对熊家冢的定性很谨慎。荆州博物馆副馆长贾汉清称：“我们只能说熊家冢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其年代为战国中期。毕竟，地下的东西，没有发掘出来谁也不能肯定。”

　　所谓规模最大，我们可以用椁室面积这一指标，与其他高等级贵族楚墓略作比较。例如，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其墓主为封君，级别仅次于楚王，其椁室面积为熊家冢的八分之一。曾侯乙墓墓主是一国之君，身份略低于楚王，椁室面积约为熊家冢的三分之一。据专家推测，安徽寿县楚幽王墓的椁室面积在300平方米以内，那么，熊家冢比它还要大上三分之一。我采访的许多考古专家，都认定熊家冢为楚王墓。甚至，2008年12月11日的《武汉晨报》还报道说：“昨日，争论已久也令人期待的熊家冢墓主身份被确定——在荆州熊家冢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定：他是一位楚王。”

　　如果一座楚国高级贵族墓都可以动摇文明史，难以想象，位于金字塔尖的一座楚王墓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震撼，如何改写历史！上世纪30年代，军阀李品仙在安徽寿春盗掘楚幽王墓，珍贵文物四散，墓葬结构也被彻底破坏，令人痛心。人们对熊家冢寄予厚望，是因为相信这座楚国最强盛时期的楚王墓，通过科学发掘，将呈现楚文化最巅峰的成就。

 

　　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

　　 楚国的丝织刺绣工艺是楚文明鼎盛期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几十年来，楚国丝织品实物出土有十多次，其中数量较多的主要是在湖南长沙、湖北江陵以及河南信阳楚墓中发现的。供图/湖南省博物馆

　　综合历年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的种类达数十种之多，织造精良，织物的组织结构完备而复杂，色彩鲜艳，谱系完整，练染工艺纯熟，精炼程度高。其纹饰繁缛，题材丰富，有几何纹、珍禽异兽纹、人物行为纹等类，构图紧凑，线条规整，层次分明，有立体感，同时纹饰组合灵活多变，富丽多姿。供图/湖南省博物馆

　　刺绣题材与丝织品基本相近，但偏重于珍禽异兽、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其中以楚人崇尚的龙凤形象最为丰富。楚丝织刺绣品的纹饰显示出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性。供图/湖南省博物馆

　　充满物理质感的楚国

　　我看过熊家冢发掘的航拍照片，占地15万平方米墓地被划分为一格格探方，呈不规则长方形，仿佛一艘航空母舰，静静停泊在绿色的原野上。我来的时候是深冬，多数发掘的探方已经回填，空荡荡的墓地里，只有主冢和陪冢相依为命，凄凉地蜷缩一角，等待命运的宣判——一旦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它们将立刻被开膛剖腹，大白于天下。

　　熊家冢已经开发旅游，大车马坑和十几个殉葬坑搭起了简易展示棚。走进一个殉葬墓展厅，面前一口深约四五米的竖穴土坑，长方形，坑底放着一具套椁的棺材。棺中尸骨无存，但死者佩戴的玉器还留在原位，看上去散乱不堪。血肉之躯消失了，穿越漫长时光来到我们面前的，唯有坚硬的物质。

　　“荆州这边的古代墓葬，很少发现人骨架。”赵晓斌说，“我挖了100多个秦汉墓，棺材都好好的，但只发现3副人骨架。在北方地区考古，很难出棺椁，但有人骨架。各地的保存条件不一样。”

　　“江汉平原地势低平，潮湿多雨，棺椁、漆器、竹简这些器物，很容易腐烂，怎么能保存下来呢？”

　　“潮湿没关系。我们发掘楚墓，一打开，棺材都浸泡在水里，但因外面密封，里面是一种缺氧环境，反而有利于文物保存。只要是极端环境，例如极端干燥、极端寒冷、极端潮湿，都有利于文物保存。”

　　后来在宜城市，我听过李福新先生类似的议论。他说：“我们这边地势较高，水位忽高忽低，墓葬忽干忽湿，殉葬品容易腐烂，所以文物出土不如荆州丰富。”因此，楚国早期文物发现较少，不仅因为年代更为久远，还与它建都于汉水中游，墓葬保存条件较为不利有关。历史留给我们一些什么，往往是偶然的。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孟华平评论说：“目前楚文化考古的特点是，墓葬多，遗址少；墓葬又以晚期(战国时期)多，早期(春秋和西周时期)少。但是经过多年发掘，已出土的楚墓基本形成系列，有封君、令尹、司马、大夫、下大夫的，也有普通国人的，基本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的各个等级。从布局、陪葬墓的情况看，大家都认为熊家冢是王级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楚文化考古，成绩最大的，还是从无到有，迅速重建起相对完整的楚国物质文明。早在1987年，张正明先生出版的里程碑著作《楚文化史》，将楚文化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工艺，丝织工艺和刺绣工艺，髹漆工艺，美术和乐舞，老庄哲学，屈庄文学。除了最后两项，其他四大支柱都建立在出土文物的基础上。

　　感谢考古学家，他们复活了一个充满物理质感、肌理、色彩和温度的楚国。在此，我们不妨略作检视。

　　周人重视祭祀，青铜礼器为国之重器，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楚国的青铜鼎，在春秋早期与周式鼎差不多，春秋中期以后，就形成自己的特色，束颈，折肩，足渐高，壁渐直，体态由浑朴变成精巧，被称为楚式鼎。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王子午升鼎，立耳外撇，平底，束腰，清奇优美，给人一种舒展升腾的感觉，具有鲜明的楚国风格。战国时期，楚国控制了中国铜矿的主产区，在铜绿山等地大肆采铜；另一方面继承了吴越先进的冶铸技术，铸造出大量的优质兵器和精美礼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尊盘，镂空繁密，玲珑剔透，是我国最早采用失蜡法工艺铸造的器物，代表了先秦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

 

　　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

　　 虎座鸟架鼓。楚人在中原地区制漆工艺的基础上，独创了楚漆器，使之轻巧、艳丽、耐热、防腐蚀，并很快在楚国流行。久而久之，漆器终于取代了青铜制作的礼器。漆器在楚国的广泛使用，成为象征富贵的标志。在楚人的墓葬里，随葬品最多的就是漆器。据考古资料介绍，建国以来，有千余座楚墓里出土了漆器，其中以湖北、湖南两省居多。现在的荆州博物馆，收藏楚漆器的数量之多，在同行业中可谓全国之最。其中有许多珍品，为国内罕见，如虎座鸟架鼓、彩绘双身双首镇墓兽、彩绘座屏等。摄影/金陵

　　楚国的漆器不仅品种和数量繁多，而且被广泛应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髹漆工艺十分发达，不仅漆色艳丽丰富，而且纹样内容和形式极为繁复。

　　我们今天对楚人的织造工艺有所了解，实属偶然。丝织品最易朽烂，先秦实物非常罕见，以往数千座楚墓不过出土一些残件或残片。1982年发掘荆州马山1号墓，墓主为女性，共计出土丝织品152件(其中完整的衣物35件)，包括绢、绨、纱、罗、绮、锦、绦、组、刺绣等类别，品种多样，纹饰华美，工艺精湛，被人称为“丝绸宝库”。我们因此知道，战国时期的楚国，其蚕桑、织造和刺绣的水平已经跃居列国之首。

　　竹木器具，凡精工制作的，楚人无不髹漆彩绘，数千年后斑斓如新。在荆州博物馆参观珍品馆，最让我震惊的就是那些木雕镇墓兽了，它们造型怪异，由方座、身首和鹿角组成，凸眼，吐舌，看上去神秘狰狞，仿佛来自异域。另一种引人注目的木雕是虎座鸟架鼓，主体由双虎、双凤、扁鼓三大部分组成。有意思的是，双凤塑造得高大轩昂，背向而立，脚下屈伏的双虎十分矮小，有人认为体现了楚人的凤崇拜。这些非常成熟的艺术品，与我们熟悉的传统图式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它们缺乏继承者。在寂静中，我仿佛看见一把锋利的刀，在两千多年前无声地划过，从此这些器物失去了踪影。

　　楚人往往于丝帛和器具上浓墨重彩，留下帛画和漆画，让我们感受到他们飘逸、艳丽的画风，例如包山2号墓出土的《车马人物出行图》。楚人在音乐方面的造诣更令人瞩目。《吕氏春秋》记载了伯牙鼓琴、钟子期知音的故事，真正的琴音早已随风飘逝，但各地出土的成套乐器如编钟、编磬、鼓、瑟、琴、篪和排箫等，却将战国时代的楚音体系保存了下来。

　　湖北省博物馆有个表演厅，台上架设着曾侯乙墓编钟编磬仿制品，几位乐师扣钟调磬，楚音再响。清亮的乐曲中，小腰长袖的楚女翩然起舞。我提醒自己：“这是连司马迁都没有听过的楚乐。”

　　这是根据湖北九连墩楚墓复原的一幅楚国征战图。作为春秋五霸之一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它的武库是最庞大而且最先进的。楚国，在西周时期还是一个蕞尔小邦，进入战国后已是一个“带甲百万，地方五千里”的泱泱大国了。也正是这样一个楚国在纵横捭阖的征战中，以自身特有的传统文化向外辐射，所及之处，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独具风貌的楚文化。郭沫若曾说：“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摄影/和崴

　　如果中国由楚人统一

　　楚人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伟大民族。在长达800多年的征战中，他们从汉水中游的一个小部落，突破重围，灭国无数，发展为拥有江淮平原的泱泱大国。他们心胸开阔，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而是兼收并蓄，博采夷夏之长。先秦是北方华夏文明大创造的时代，但长江流域楚文化的崛起，亦足以傲视中原。他们精力充沛，前程远大。

　　战国末期，七国争雄，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一般认为，秦楚最具统一中国的实力。纵横家说：“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秦楚之争，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走向。

　　“秦统一后，一种独立的楚文化消失了。”刘玉堂先生说，“西汉建立后，政治上继承了秦国的遗产，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这就是大家说的汉承秦制，但文化上是汉承楚制。秦人没什么文化，西汉流行的都是楚文化。可以说，楚文化变成了汉文化。”文化上汉承楚制，刘玉堂先生所说，正是近年来楚学研究的成果之一。西汉是一个楚人建造的帝国，楚文化大行其道。汉皇室都是楚歌爱好者，高祖的《大风歌》、武帝的《秋风辞》，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汉高祖刘邦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楚迷，据《史记》记载，他偏爱楚声、楚舞、楚服。不少学者认为，汉文化是楚文化的隔代传人。李泽厚在《美学三书》中甚至说：“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如果这样，秦楚相争，便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秦灭楚，汉灭秦，最后的胜利者依然是楚人。

　　历史不容假设，但郭沫若就假设过。1942年9月，他在《论古代文学》一文中表示：“中国由楚人统一，由屈原思想来统一，我相信自由空气一定更浓厚，学术的风味也一定更浓厚。”的确，灿烂的楚文化被秦人斩断、抹杀、清洗，失去了成为中国文化主流的机会，令人遗憾。首次在全国舞台亮相的秦人，焚书坑儒，禁诗书，毁六国史籍，演出了一幕残暴、专制和仇视文化的戏剧，积淀为中国文化两千余年来难以清除的致命基因。

　　无论如何，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早已灭亡。它的极小一部分遗产掩埋地下，秘密抵达我们的时代，引起今人的惊叹，但没有在历史中发生影响。汉朝毕竟不等于楚国，汉文化并非楚文化。作为一个继承了秦王朝版图的强大帝国，汉朝最终超越了秦楚恩怨，在数百年的民族和文化融合中，创造出更加博大的汉文化。秦人与楚人都变成了汉人，秦文化与楚文化，都成为一种元素融入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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